狮子王 @ 2007-12-11 10:40
我们生活的社会，充满了荒诞。
由于俺工作的关系，常常能直接或间接在第一时间碰触到这些荒诞，有的时候，甚至能目睹制造荒诞的人不愿意让老百姓知道的荒诞。于是，俺一直在零零碎碎记录着我所看到、听到、知道的一切。
余世存先生把1840-1999的中国话语辑成了《非常道》，珠玉在前，俺就手儿效仿之，将俺所记录的东西整理出来，大概做了几个系列，隔段时间就在这里发发，从这些荒诞的东西里，似乎也能看出俺们这个现代的社会的端倪。
俺尽量做到客观的记录，当然，有时候俺会忍不住蹦出来淡两句，那也是情之所至，实在是忍不哈了……
省委宣传部的阅评简报——中国所有的媒体定期都会收到一份这样的东西，是当地省委宣传部对当地出版物的阅评，主要是批评导向性，抓政治导向，阅评简报最后会上报给中宣部。
为的是把媒体和谐地统一在党的伟大光辉与时俱进的路线下……
以下是俺近两个月前记录下的一些荒诞（近两个月的在整理中）
*刚去领了份省委宣传部的阅评简报，这期有一篇评一个叫《书屋》的杂志，说其中一篇文章拿胡适和郭沫若对比，对于郭沫若，作者说：郭沫若这个人反复善变，我是一向不佩服的。
阅评简报的阅评老师们、喉舌们、御用文人们是这样评价：诚然，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在许多研究领域多有造诣和贡献，但不能因此否认他作为资产阶级右翼代表的基本政治倾向和政治主张。郭沫若在文化和学术的贡献不说，他在民族革命中的坚定立场，坚决跟党走的一贯作风，胡适又怎能同他相比呢？
*本周的阅评简报上批一篇文章——该文章将丘吉尔所领导的英军情报系统和斯大林指挥的克格勃对比，认为英军用虚构的情报诱惑德军是辉煌的，斯大林指挥克格勃捏造托洛茨基的罪行是卑鄙的。
喉舌们评：丘吉尔代表的资产阶级各种利益集团之间的卑鄙罪行难道还少吗？再说了，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辉煌比英军多得多。作者为什么没看到这一点呢？
*做娱记也得被那帮老帮菜们批，本周俺手头的审读报告上有一条——当地一家日报有篇《谢霆锋之子星途预测》的稿儿，被批“影响了媒体自身的品味和格调，走向了低俗的误区”，被勒令做出检查。
*参加打击假新闻会议，宣传部部长原话：坚决查缴夸大党内腐败现象的非法法制类报刊。香港目前成为此类报刊的第一聚集地。从香港流入的报刊，要严防死守。新闻报道，总之就是一个原则，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一切破坏和谐社会形象的负面报道都要批死！
*上午参加的打击假新闻会议，下午去出版局参加出版工作会议，简称“两会”。
【出版工作会语录一】出版行业效益一定要让位于导向，这不是赚几个钱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我们在国际上有没有话语权的问题！
【出版工作会语录二】新华书店就是出版行业的主阵地，主阵地一定要唱响主旋律！
【出版工作会语录三】李白，是历史上有定论的、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做出过伟大贡献的诗人，现在有人出了本书叫《大唐第一古惑仔》，说他是流氓，这是何居心？！
【出版工作会语录四】各媒体要加强编辑理论的学习。在领导的组织下，编辑人员应深入学习并贯彻胡锦涛同志6·25讲话精神，坚决做到思想上始终清醒、政治上始终坚定、作风上始终务实，坚定不移地确保正确的舆论导向，成为一只政治可靠、业务过硬的编辑队伍。
【出版工作会语录五】在导向性、低俗化方面严格把关，将网络上的东西认真择取，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高办刊质量，办出一份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优秀文化的刊物。
【出版工作会之故作神秘】“今天的会议就不下发资料、也不要录音录像了，因为一些细节问题比较机密。”
狮子王：你备不住老子用笔记(*^__^*)
【两会记事】上午的打击假新闻会议，主编、总监们要么自驾赴会，要么公车接送，唯独俺是自己乘公共车来去。
下午的出版工作会议，小范围会议，去的是各个纸媒的代表，只有俺一个人在四十岁以下，且只有俺一人不是党员。主管出版的新闻局领导说：你们都是党员，你们的政治素养我是信得过的。俺在下面心想：您老一厢情愿鸟，俺不是党员啊不是党员。
PS:下午的会议，各位前辈们一水公车接送，俺干脆改步行赴会。
另外就是，俺刚进那个会议室的时候，新闻局的某科长见俺年轻，以为俺是现场服务的工作人员，就让俺给其他媒体的代表端茶倒水，俺心想你让俺倒就倒呗，俺穷孩子出身，干活儿算个啥，于是就欣然做之。待到干完后，俺一屁股坐在写有俺们刊物名牌的座位上，那科长怒目质问：你还在这里做什么？服务完了就干你的事去！俺微笑答道：俺是这个媒体的代表。
【会后感悟】俺对两会的评价就是：几个正经人，满堂王八蛋。
2007年6月15日星期五
第三帝国电影的体制与历史
不可否认，历史的结果通常都比原因要好分析得多。但是有一件要清楚的是，这些结果通常都是被影像所记录下来的，通过这些影像我们才有可能去探索历史的起因。
——Boleslas Matuszewski，Une Nouvelle source de l’Histoire
纳粹帝国的电影工业与历史
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电影的时候会感受到德国人民的先锋力量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电影不存在艺术，因为它是为我们的党服务的。
——Hans Steinbach 帝国电影部宣传长官，1937年3月19日
1. 夺取权力之前的纳粹电影
1933年前的纳粹影片可以用简短的话概括起来：他们对当时的电影产业影响甚威，但是它们展现了纳粹对组织宣传功效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并且不断成熟的党内外宣传技巧。
第一部真正为NSDAP（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创作的影片是关于1927年在纽伦堡大游xing的简短报告片，电影的全部资金来源来自于慕尼黑的党 中央。这部电影并不为公开放映，只是在党集中的时候才能观看。现今看来这部片子是极为不成熟的，全部的镜头集中到了冲锋队（SA）的阅兵和游xing的人 群，但时从这年开始，每年的游xing都会被录制成电影，并且纳粹也开始意识到电影对于宣传他们意识的重要性。但对当时资金缺乏，人才缺少的纳粹来说，电 影并不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1927年后，事情开始变化了。国家保守党的领袖Alfred Hugenburg男爵买下了当时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德国电影公司，环球电影公司（UFA），并且开始为纳粹效力。纳粹的大型政治，社会活动全部被UFA所 拍摄，并且通过UFA所拥有的影院对外放映。纳粹的电影开始朝着专业化的宣传方向迈进。
1930年底，约瑟夫 戈培尔，这个自从1926年就开始为党效力的党员决定在首都成立NSDAP帝国电影部，为的是向全国人民放映。但是这项决定因为得不到党内其他高官的支持 而作罢，取而代之的是地区领导人被鼓励拍摄，发行地区性的游xing影片。终于，在1932年，十个地区电影部门成立。他们的目的是发行党的电影，而总部 在慕尼黑的NSDAP电影部门则负责电影的制作。当时的部门由戈培尔和他的私人对手Gregor Strasser负责。但当1932年秋天，Gregor Strasser则彻底失权，戈培尔牢牢控制住了所有权力，并成功的将总部从慕尼黑迁往柏林，戈培尔从此时的电影开始慢慢夺取宣传的所有权利。
30年代的德国电影界可谓一片狼藉，电影公司不断倒闭，剧院也不断易手，发行商业拍摄商不断争吵，当时的纳粹内部对电影也发过争论。激进的一部分认为应该 迅速将电影国有化，以便控制。最激进的柏林纳粹们甚至在1932年的普鲁士大选前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声称：德国电影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民电影 (Voliisch Film)这些电影应该以记录下人民的热情为主。为了鼓励这些电影的产生，制作者应该被统一管理起来以便控制经费。同时，电影应该彻底杜绝颓废电影的产 生，或者迎接外国口味而破坏德国的形象。这些电影应该只在国内进行放映。这份声明体现的是纳粹激进分子对于现代艺术的痛恨之情，以及电影只做为宣传工具的 想法。
在1932年底，戈培尔感觉到人民的热情不能只从党的宣传片来获取，所以他与UFA联合制作了宣传德国文化的宣传片。这些宣传片全部是关于德国“光辉灿烂”的文明，但是其中加入了很多国家主义的宣传色彩。
2. 帝国电影协会的组织与功能
随着纳粹逐渐在社会各个阶层增加他们的影响，他们在各个州不断增加党在州的代理人以及管理处。这时，纳粹开始着手于他们觊觎以久的电影工业了。
纳粹于1933年7月14日成立了帝国电影协会，接着在1933年的9月22日，戈培尔感觉到“帝国的文化需要加以扩充。”一个更大的部门帝国文化部成立 了，帝国电影部成了隶属于帝国文化部的下属机构，其余的6个部门分别是帝国文学协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美术协会，新闻协会以及广播协会。而戈培尔作为 宣传部长，成为7个协会的直接领导人。通过他，指令传达给地方领导人以及党在地方设立的管理人。
在后来并入帝国文化部后，电影协会的基本构架并没有进行多大变动。协会的会长直接下属于帝国文化部部长也就是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手下。第一任帝国电影协会会 长为Fritz Scheuermann博士，副部长为Arnold Rather,同时他也是NSDAP宣传办公室的主任。在电影部门里有经费委员会，都是从银行与宣传部调来的专业人员，同还有技术部等其余8各部门。这十 个部门共同组织成了德国电影工业的基础。
这十个部门一起掌管着德国的电影工业，但是如此的集中掌管并没有像戈培尔所预想的那样——将德国电影带入共同合作的和谐时代，反而却限制了独立制作的主动性，与艺术的自由性。
整个电影界在表示欢迎纳粹的管理时，也充满着忧虑与疑惑。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新的体制会给电影制作带来多大的帮助。为了打消这些疑虑同时也为了掌管电影的 资金，1933年6月1日，帝国电影款项银行成立了。该银行的成立是为了提供贷款给电影制作人同时把握电影市场的经济。戈培尔保证说纳粹将会提供新的金融 方式于电影界中，并且解释说帝国电影款项银行将会对独立制作电影，以及小资本电影提供优惠的贷款。在这一蛊惑下，整个电影界异常欢迎银行。但实质上，该银 行的本质却是为了通过控制电影资金，而控制电影的产生。
在一周后，纳粹将电影的所得税从11。5%降职8%，再次获得了电影界的支持。
款项银行的建立表面上说是为了提供资金给独立电影以及小制作电影，但是直到1936，该银行所支持的73%的电影都是制作方担保有能力能在全国放映的。如此集中管理的结果是小资本电影在电影市场的份额继续下跌，国家垄断的苗头逐渐膨胀起来。
除了在资金上控制电影，另外电影协会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从电影界驱逐犹太人以及低等艺术家们，只有纯正的国血统才能进入这个行业。任何想在电影界发展的人员 并须先成为协会的一分子。在1936年，协会出版了下属杂志，德国电影（Der deutsch film），该杂志的目的在于传播党的反犹思想。通过书中的数据以及图表，夸大犹太人在电影业中的影响力。该杂志称“70%的剧本是由犹太人所写，50% 的导演是犹太人，70%的制作公司由犹太人所拥有。”纳粹声称犹太人将导致帝国文化的衰落，并且不遗余力的清除他们。1935年5月，戈培尔任命Hans Hinkel负责帝国文化部犹太人的清除（Entjudung），清除造成了大量犹太人才的外流与逃往，但是纳粹仍然拥有许多技术上，艺术上，表演上的人 才。
在希特勒成为议长的两周后，1933年3月28日，戈培尔会见了电影界的代表人员，他表示说自己是一个电影迷，（他确实也是）并且希望电影界能打消对新政府，新制度的疑虑，他还谈到了政府对于电影节的支持。“电影将成为新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戈培尔还谈到了给他印象最深的4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安娜 科列尼娜， 尼伯龙根与反叛。戈培尔说这四部电影能从精神上打动民众，引导他们。同时，他表示，德国现在正处于精神危机的时期，需要电影界也产生出一样具有鼓动色彩的 影片。在评论道战舰波将金号时，他说：“这部电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他奇妙的地方就在于鼓动性，任何一个人看过后都有成为共产分子的冲动。这证明了哪 怕是最荒谬的主义经过艺术的包装也能产生魅力。”戈培尔要求电影界创作关于NSDAP电影的时候必须要抓住时代的特征，显示出德国的魅力。“要在电影中告 诉世界，德国成为世界的主人！”
戈培尔的演说直到1936年才在人民观察报（Volkischer Beobachter）刊登，同时也删节了许多内容，包括那些许诺电影界关于艺术自由以及不满关于党的电影只突出有形的内容。戈培尔这样做的内容，一方面 不想让党内过于激进改革的党员不满于给艺术节过多的权利，另一方面同时也在安抚当时尚未笼获的电影界人心。实际上，纳粹对于艺术乃至民众的管制才刚刚开 始。
3. 帝国电影法
在1934年，戈培尔为了赢得更多的权利和更便于控制电影，他修正了 Reichslichtspielgesetz——帝国电影法。并且在1934年2月16日正式宣布生效。该法令旨在帝国之内鼓励更多有益电影的产生并且 消灭一切有害电影。人民观察报对这一法令评论道：从现在开始，帝国将会严格审查电影的制作，只有在这一严格法令下，电影才能显示在其银幕上的真正价值。
法令从三个方面管制电影：强制性的剧本审查，对不合格的电影进行枪毙,一定的物质奖励。
该法令旨在电影初期就对其进行严格控制，执行这一法令的人是叫做Reichsfilmdramaturg,帝国电影导演。帝国导演被宣传部长亲自指定，并 且他们的职权以及任务在电影法的1-3节都被阐明。第一位帝国电影导演是一位评论家，Willi Krause,一位忠诚的NSDAP党员，在戈培尔的报纸Der Angriff(进攻）曾担任记者。假如制作人想要制作电影，首先他要向帝国电影导演提交大纲，通过后剧本才能开始动工，并且剧本要在拍摄前经过审查。帝 国导演可以在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都亲自检查，并且与在柏林的审查办公室（Pruufstelle)进行协商.
在1934年法令颁发的10 个月后，法令进行了变动——剧本的审查成为可选而不是必要的。变动过后，宣传部出来解释说这只适用于剧本，但是大纲依然是必须提交给帝国电影导演的。假如 他认为电影是值得鼓励的，他才会接过剧本，并且为电影与帝国电影贷款银行联系(Filmkreditbank)。
电影法令大大严格了电影审查制度，取代了1920年5月12日通过的魏玛共和国电影法。魏玛共和国的电影法是宽松的——“电影不会因为政治，社会，宗教， 种族或者意识形态偏见而进行查封”，只是在电影威胁到了共和国安全和社会治安，或者严重损害了德国形象并且危及于他国关系时时候才会出面制裁。电影的审查 被委派于柏林与慕尼黑的办公室里。每间办公室有两位负责人以及从教育，法律和电影专业抽调来的人才予以协助。1934年的新法令把两间办公室合并起来，并 且成为帝国宣传部下的一部分。1920年的法令允许电影制作人在电影被枪毙后进行上诉，但是新的法令取消上诉部分。
根据帝国电影法第四段，所有电影都要进行审查，包括在影院中放映的小广告也要。每部送来的电影都会有自己的号码，在审查过后，会有印有鹰行章的报告做出 来。宣传部长可以插手所有程序，在1935年 6月做出的电影法第二次修正中，戈培尔宣布他可以不经过电影审查办公室就直接枪毙电影，大大加强了帝国宣传部的权利。
除去对电影的严格限制外，对其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也是电影法的一部分。其实所谓的奖励，不过是减税的另一种称法。原先的奖励是由电影评估委员会 （Kammer fur filmwertung)设立的,电影评估委员会是中央教育部（Zentralinsttitut fu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的一部分,与审查办公室是分开的两个机构。在新法令颁布后，该奖励的颁发成了宣传部的职责，在1933年前，奖励被视作为激励与极 大的荣耀，而法令颁布后，奖励不仅是被作为减税，并且想要放映的话，必须获得奖励。假如电影没有获得奖励，那么它要得到特别的许可才能放映。1939年 前，奖励的具体内容如下
1 政治与美学上特别有价值的（Staatpolitisch wervoll und kuunstlerisch besonders wertvoll)
2 政治上特别有价值的（Staatpolitisch besonders wertvoll）
3 美学上特别有价值的（kuunstlerisch besonders wertvoll）
4 政治上有价值的（Staatpolitisch wervoll）
5 美学上有价值的（kuunstlerisch wertvoll）
6 文化上有价值的（Kulturell wertvoll)
7 对年轻人有价值的（Jugendwert)
8 对国家有价值的（Volkstuumlich wertvoll)
9 国家级电影（Film der nation)
最高奖项获得是税额全免，国家级电影以及对年轻人有价值电影与其它奖项有所区别，他们并不减轻税额。但是他们所获得的荣耀却是最高，对年轻人有价值的电影 会在所有学校以及NSDAP等青年组织进行播放，反映希特勒青年团团员Herbert Norkus的电影Hiterjunge Quex就是很好的例子。1938年后，剧院上映的所有电影都是获得过奖励的。
对电影的奖励不仅是物质上的，同时不同奖项的设立也对于观众们是一种期待，这些奖项按照对政治以及宣传上的不同程度分类。对政治有价值的显然是为了 NSDAP服务的。这种奖项的获得除去著名的纪录片 Triumph des Willens外，还有具有强烈政治信息的故事片比如我控诉（Ich Klage an）。政治以及美学有价值的电影不仅为NSDAP服务，并且质量也上乘。
令人吃惊的是对电影评论的管制直到1935年才慢慢被加强，在 35年年底宣传部的Hans Schmidt Leonhardt博士提醒戈培尔电影评论应该服务于NS。戈培尔在1936年5月13日宣布法令，禁止在电影上映的当天出版任何评论。该法令旨在禁止评 论家们在官方评论出版前对电影进行攻击。在1936年12月，戈培尔终于下令禁止所有对电影艺术性进行的评论，电影评论只能阐述电影的故事。并且所有评论 电影的人员必须要从帝国文化部取得相应的执照，而且他们不能低于30岁。至于具体的原因，帝国宣传部的Alfred Ingemar Berndt解释说：“所谓的艺术价值必须建立在NSDAP的价值观内，只有党与国家才能那些作品具有艺术价值。不控制私人评论的话，所谓的评论家们只能 把艺术价值建立在他们的价值观内。这与党的立场是不同的”
对评论的禁止引起来国外的喧哗及反对，对此，帝国文化部解释道：“当今德国的电影必须建立在当今德国的立场上。对此国外的媒体不应有歧视以及反对。”
新法令的颁布让所有评论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美学的评论。当宣传部认为一部影片应值得鼓励时，会在首映前邀请所有记者参加，并且要求记者为影片造 势。在上映不久后，宣传部自己会发出官方评论。记者们成了对大众宣传电影的工具，哪怕是不值得一看但是政治上必要的电影，也要写上对电影溢美的内容，大多 数的内容则是宣传部已经准备好发给记者的。仅有的一些进口过来的电影，记者们也会跟宣传部一起诋毁或者干脆闭口不提。通过这种目的，帝国终于把德国观众们 与其他价值，其他观念的电影成功隔绝开来。
hans westmar,1933年
4. 个人英雄主义与纳粹意识的联系
当纳粹在德国上台后，迅速启用故事片来作为宣传的主要工具之一。而且纳粹在完全控制了电影生产后，越来越多的党员也希望看到关于自己党以及他们如何与腐朽的魏玛共和国作斗争的影片。Curt Belling,帝国电影协会的发言人说道：
“党在斗争期间对电影的看法就是要产生一种新的电影题材，一种充满了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题材。我们要让所有拍摄这些电影的人坚守我们的信念，并且通过电影让全球都了解我们的信念。”
尽管这样，纳粹在夺取权力的1933年却只产生了3部歌颂党的故事片：冲锋队员Brand(SA-Mann Brand)，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Hitlerjunge Quex),以及Hans Westmar,许多人中的一个（Hans Westmar,Einer von Vielen）。这些影片完全符合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宣传必须在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须集中人类的特点，作以后服务。”纪录片并不能起到 宣传纳粹“光辉斗争”的历史，并且按照希特勒的提法，笼统的信念倘若要被大众理解，就需将纳粹的一切披上人性化的外衣。
为了让大众更容易接受新纪元下的时代与英雄，纳粹创造出了一个个虚幻的偶像
：不知名的冲锋队员，陌生的希特勒青年团员，甚至为纳粹献身的Horst wessel也在电影中被改名为Hans Westmar。这样的效果是让德国大众更容易接受那些英雄形象，通过故事的发展也对观众么暗示道：你也可以成为千千万万英雄中的一员。
以下我们介绍的三部电影，冲锋队员Brand(SA-Mann Brand)，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Hitlerjunge Quex),以及Hans Westmar,许多人中的一个（Hans Westmar,Einer von Vielen）不仅代表了纳粹理想的英雄形象，同时他们也涵盖了当时社会阶层的主体。
冲锋队员Brand(SA-Mann Brand) 1933
这部影片是第一部反映冲锋队的影片。他在1933年6月9日通过审检，在6月14日首映。这部电影的主旨是反映冲锋队伟大的斗争以及辉煌的胜利，但是纳粹当时并没有投下多少钱来拍摄，导演是不知名的Franz Seitz,演员们也大多毫无名气。
故事简单明了，开篇的字幕就显示的是：“这是发生在我们时代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当时的德国有两派，一派是共产党，另一派就是国家社会主 义。社会的争斗在Fritz Brand家里也得到浓缩，Brand的父亲是社会民主党，而Brand是新加入的纳粹青年，他的母亲则是中间派。在以前的德国电影中，母亲往往是作为平 衡父子关系的形象出现的。在此剧中，母亲最后终于抛弃堕落的父亲，并支持儿子走向冲锋队的队伍中。
为了展现纳粹的“斗争时代”(Kampfzeit)，从开剧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守纪的标准亚利安人与无律堕落的共产主义分子的区别，并且传达着一个信 号：只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德国人，而共产分子都是些浑水摸鱼的外国人。观众们很容易同情那些被共产分子陷害的纳粹党员，并且强烈的感受到只有纳粹 才能重建强大辉煌的德国。
当Brand的女友——一名刚刚被Brand说服加入纳粹的少女，在游xing中被射中后。她死去的场面充满了宗教的气氛：背景灯光被虚化，脸部的灯光则 被强化。这名少女在临死前反复有了什么特殊的力量所支撑着，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在天堂走进元首。”这也使她成为了银幕上为纳粹的第一个牺牲者。而在她 死去后，成以数千的冲锋队员聚集在一起，挥舞着纳粹的旗帜，列队游xing在大街上。影片的结尾镜头则是Brand的脸部特写，与他手中的红色万字旗。
令人惊奇的是，影片上映后并未获得官方的肯定，戈培尔的官方报纸进攻报（Der Angriff）尖利的批评道：“导演试图在银幕上重塑光荣的斗争年代，并企图塑造一个无名的冲锋队英雄。但可惜的是，导演既没有才华也没有能力展现这一 切。”（1933年6月14日）具体的原因很可能是以戈培尔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并不欣赏冲锋队打砸抢的办事方法，而且电影本身的技巧也着实令他这个电影爱好 者不满。但是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依然获得了较高的上座率，并且获得了“美学上特别有价值的”以及“对国家有价值的”奖项。
尽管这部电影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支持，但是作为第一部宣传纳粹思想的故事片，这部片子有着典型的风格：故事情节尽可能简单易懂，以便更多阶层能够接受他；简 单的二元化思想，正与恶鲜明的对比与反差；立体的多面形象，英雄的形象，德国大众的形象，犹太人的形象，共产分子的形象；最重要的，传达的思想是——国家 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全德国人民的党派。
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Hitlerjunge Quex) 1933
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在纳粹党权后的电影界可谓一片混乱。首先他们要为生计着想，其次，冲锋队员Brand这样
影片也给了他们警示：到底怎样的片子才能取悦新头子？茫然的电影界几乎没给任何指示。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环球电影公司推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这部电影，他门本来害怕这部电影也会遭到党部的批评，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这部电影比上一部更有艺术价值。
不像冲锋队员Brand那样的小制作，这部电影可谓是大手笔。导演是德国的首席导演之一Hans Steinhoff,剧本由Karl Alois Schenzinger和B.E.Luuthge所写。影片改编自Schenzinger描写Herbert Norkus一生的小说。Herkert Norkus是一位在执行任务时据说被共产分子所杀害的一位纳粹青年团员，在他死后，他成为青年团员们所敬仰的偶像。这部电影所反映的主题是：“关于德国 男孩光辉的一生与充满牺牲的精神。”
影片同样发生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同样是反映纳粹分子“光荣斗争”的岁月。主人公Heini Volker15岁，是一间复印厂的学徒，他的父亲因为长期失业的困扰，将儿子送进了少年共产公社。但是Heini Volker并没有追随共产党，而是在渐渐的成长中，慢慢接受了纳粹，尤其是当他看见一个个遵守纪律，整洁的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们，对照是少年共产公社肮 脏，腐败的共产分子们。他开始追随纳粹，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
该片的目的很明显，一方面纪念死去的Herbert Norkus,另一方面引诱年纪相仿甚至更加年少的少年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影片首映时，Baldur Von Schirach的一篇讲话就很具有煽动性：“今天，我站在2000名年轻团年面前，我告诉大家，为元首牺牲，牺牲得像个英雄是一个光荣的事情。当 Herbert Norkus牺牲后，我们又增加了50万年青团员。让我们缅怀死者，并且继续战斗下去！Heil Hitler!”
影片中充满了一切对青少年致命的吸引力：整齐光鲜的制服，众多的青年团员，军事格斗，枪械操练，漫山遍野的旗帜海洋，游xing，篝火。这些对于涉世未初 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与煽动性。此外，固定的摄影角度，以及精心设计过的场面调度也使这部片子脱离了戈培尔对冲锋队员Brand所批评的“过于充满暴力 的形式主义”这些都让电影协会的官员们称赞此片有着较高的美学性。
该片在情节上与冲锋队员一片有着许多类似，都集中在低收入德国阶层，都把罪责加在外国人以及共产分子名分下。并且除去社会上纳粹与共产党的矛盾外，家庭里 也充满着对立。往往父亲都代表着被共产党欺骗的一方，而子女都代表着德国新兴的纳粹力量。在该片中，父子双方的争吵带来的是母亲的自杀和家庭的衰败，而这 时，纳粹党则作为正义力量出来从父亲（共产党）手中解救出了主人公。而这也是影片向青少年们传达的一个信号：你属于国家。以Heini Volker为例，在失去母亲，与父亲决裂后，Heini Volker失去了家庭与依靠，但参加入青年团后，他说的一句话是：“从此，我只属于元首与国家。”
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获得了党内，评论界的好评，并且获得了最高荣誉“政治上，美术上特别有价值的”在1938年，又获得了新荣誉“对年轻人有价值 的”。但这电影最成功的不是在荣誉上，根据澳大利亚电影学家Helmut Blobner与Herbert Holbea的评论，这部电影在德国青少年中引起了轰动，他们将这部电影作为唯一观看的电影。
也就是说，事实上，这部电影，使成千上万的德国少年们坚守着他们的信念为所谓的“千年帝国”死去。
Hans Westmar,许多人中的一个（Hans Westmar,Einer von Vielen）1933
最后要说的这部电影史改编自历史上真人真事的影片。Horst Wessel最早为纳粹死去的一员，经他改编的一首共产党歌曲成为了NSDAP的战斗曲目。人们都把这首歌命名为Hoest Wessel之歌。历史上的Horst Wessel死的并不光彩，他与妓女住在一起，并因为为情决斗而死，而戈培尔听说后，将他美化成一位被共产党暗杀的英雄。
这部电影导演是Franz Wenzler,大体剧情来自于Hans Heinz Ewers所写的Horst Wessel传记。希特勒偏爱这部传记，并要求拍成电影，在冲锋队的资助下，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希特勒的私人好友，外交部长Ernst Hanfstaengl为影片写了音乐。
有趣的是在电影首映后的第二天，这部电影就被禁止放映了。官方的说法是：这部片子损坏了我们的英雄Horst Wessel的形象，并且有对外国丑化德国的意图。”官方的说法并没能掩饰住戈培尔的真正用意。在与莱因报的访谈中他说：“冲锋队的角色只能在大街上，而 不是在银幕上。表面上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我们所喜欢的。我已经通知到了一些电影制作人，只有他们的电影达到一定的美术要求才能被放映，但是关于 Wessel的电影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美术要求其实只是一个借口，从Hans Westmar与冲锋队员Brand的遭遇来看，戈培尔博士瞧不起那些只会在大街上打砸抢的冲锋队员，他更反感的是冲锋队员们往往将自己视为比党更高的 “超人”(Ubermenschen)
这条禁止令引起了党内的一些不满，戈培尔被迫让步。但是他提出一个条件：将片名的Horst Wessel改名，并且在新的剪辑中不得出现有关真正Horst Wessel的内容。两个月后，一部重新剪辑的片子：Hans Westmar,许多人中的一个终于在1933年12月13日公映。
这部电影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纳粹英雄形象，机敏，整洁，守纪律，同共产党作着不懈的斗争。这部电影不仅是纳粹作为一部纪念英雄的电影，同时也是为了争取下层 人民的支持。因为虽然自成社会主义党，但是纳粹执政来供人们的权利并没有提高，加之工会的解散更是让工人阶层不满。这部影片的主人公Hans Westmar就是作为纳粹所提倡的忠于国家社会的工人形象出现的。影片中的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希特勒都干过什么？”“他曾经是工人和学徒！”
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更是暗指了希特勒的前半生。影片中Hans所出现的特点都有希特勒极为类似。从影片的一开始，Hans就立志将德国的工 人阶层团结起来，并且驱逐犹太人与共产党员们，在领导手下人方面，Hans也具有着希特勒所鼓吹的领导原则。(Fuhrerprinzip)。Hans为 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了与母亲的联系，并且放弃了两个爱上自己的女人的献身。当时的希特勒也作为一个“把德国当作自己新娘”不过问个人感情，不食人间烟 火的超凡英雄形象。
在当希特勒与冲锋队的关系慢慢冷却下来后，这部电影成为了冲锋队最后一次出现在影像中。
——Boleslas Matuszewski，Une Nouvelle source de l’Histoire
纳粹帝国的电影工业与历史
让全世界的人看到我们电影的时候会感受到德国人民的先锋力量与我们的意识形态。电影不存在艺术，因为它是为我们的党服务的。
——Hans Steinbach 帝国电影部宣传长官，1937年3月19日
1. 夺取权力之前的纳粹电影
1933年前的纳粹影片可以用简短的话概括起来：他们对当时的电影产业影响甚威，但是它们展现了纳粹对组织宣传功效越来越强烈的兴趣，并且不断成熟的党内外宣传技巧。
第一部真正为NSDAP（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所创作的影片是关于1927年在纽伦堡大游xing的简短报告片，电影的全部资金来源来自于慕尼黑的党 中央。这部电影并不为公开放映，只是在党集中的时候才能观看。现今看来这部片子是极为不成熟的，全部的镜头集中到了冲锋队（SA）的阅兵和游xing的人 群，但时从这年开始，每年的游xing都会被录制成电影，并且纳粹也开始意识到电影对于宣传他们意识的重要性。但对当时资金缺乏，人才缺少的纳粹来说，电 影并不是他们的首选目标。
1927年后，事情开始变化了。国家保守党的领袖Alfred Hugenburg男爵买下了当时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德国电影公司，环球电影公司（UFA），并且开始为纳粹效力。纳粹的大型政治，社会活动全部被UFA所 拍摄，并且通过UFA所拥有的影院对外放映。纳粹的电影开始朝着专业化的宣传方向迈进。
1930年底，约瑟夫 戈培尔，这个自从1926年就开始为党效力的党员决定在首都成立NSDAP帝国电影部，为的是向全国人民放映。但是这项决定因为得不到党内其他高官的支持 而作罢，取而代之的是地区领导人被鼓励拍摄，发行地区性的游xing影片。终于，在1932年，十个地区电影部门成立。他们的目的是发行党的电影，而总部 在慕尼黑的NSDAP电影部门则负责电影的制作。当时的部门由戈培尔和他的私人对手Gregor Strasser负责。但当1932年秋天，Gregor Strasser则彻底失权，戈培尔牢牢控制住了所有权力，并成功的将总部从慕尼黑迁往柏林，戈培尔从此时的电影开始慢慢夺取宣传的所有权利。
30年代的德国电影界可谓一片狼藉，电影公司不断倒闭，剧院也不断易手，发行商业拍摄商不断争吵，当时的纳粹内部对电影也发过争论。激进的一部分认为应该 迅速将电影国有化，以便控制。最激进的柏林纳粹们甚至在1932年的普鲁士大选前发表了一份声明。他们声称：德国电影现在最需要的是人民电影 (Voliisch Film)这些电影应该以记录下人民的热情为主。为了鼓励这些电影的产生，制作者应该被统一管理起来以便控制经费。同时，电影应该彻底杜绝颓废电影的产 生，或者迎接外国口味而破坏德国的形象。这些电影应该只在国内进行放映。这份声明体现的是纳粹激进分子对于现代艺术的痛恨之情，以及电影只做为宣传工具的 想法。
在1932年底，戈培尔感觉到人民的热情不能只从党的宣传片来获取，所以他与UFA联合制作了宣传德国文化的宣传片。这些宣传片全部是关于德国“光辉灿烂”的文明，但是其中加入了很多国家主义的宣传色彩。
2. 帝国电影协会的组织与功能
随着纳粹逐渐在社会各个阶层增加他们的影响，他们在各个州不断增加党在州的代理人以及管理处。这时，纳粹开始着手于他们觊觎以久的电影工业了。
纳粹于1933年7月14日成立了帝国电影协会，接着在1933年的9月22日，戈培尔感觉到“帝国的文化需要加以扩充。”一个更大的部门帝国文化部成立 了，帝国电影部成了隶属于帝国文化部的下属机构，其余的6个部门分别是帝国文学协会，戏剧协会，音乐协会，美术协会，新闻协会以及广播协会。而戈培尔作为 宣传部长，成为7个协会的直接领导人。通过他，指令传达给地方领导人以及党在地方设立的管理人。
在后来并入帝国文化部后，电影协会的基本构架并没有进行多大变动。协会的会长直接下属于帝国文化部部长也就是宣传部长戈培尔的手下。第一任帝国电影协会会 长为Fritz Scheuermann博士，副部长为Arnold Rather,同时他也是NSDAP宣传办公室的主任。在电影部门里有经费委员会，都是从银行与宣传部调来的专业人员，同还有技术部等其余8各部门。这十 个部门共同组织成了德国电影工业的基础。
这十个部门一起掌管着德国的电影工业，但是如此的集中掌管并没有像戈培尔所预想的那样——将德国电影带入共同合作的和谐时代，反而却限制了独立制作的主动性，与艺术的自由性。
整个电影界在表示欢迎纳粹的管理时，也充满着忧虑与疑惑。因为他们不知道这样新的体制会给电影制作带来多大的帮助。为了打消这些疑虑同时也为了掌管电影的 资金，1933年6月1日，帝国电影款项银行成立了。该银行的成立是为了提供贷款给电影制作人同时把握电影市场的经济。戈培尔保证说纳粹将会提供新的金融 方式于电影界中，并且解释说帝国电影款项银行将会对独立制作电影，以及小资本电影提供优惠的贷款。在这一蛊惑下，整个电影界异常欢迎银行。但实质上，该银 行的本质却是为了通过控制电影资金，而控制电影的产生。
在一周后，纳粹将电影的所得税从11。5%降职8%，再次获得了电影界的支持。
款项银行的建立表面上说是为了提供资金给独立电影以及小制作电影，但是直到1936，该银行所支持的73%的电影都是制作方担保有能力能在全国放映的。如此集中管理的结果是小资本电影在电影市场的份额继续下跌，国家垄断的苗头逐渐膨胀起来。
除了在资金上控制电影，另外电影协会的另一个作用就是从电影界驱逐犹太人以及低等艺术家们，只有纯正的国血统才能进入这个行业。任何想在电影界发展的人员 并须先成为协会的一分子。在1936年，协会出版了下属杂志，德国电影（Der deutsch film），该杂志的目的在于传播党的反犹思想。通过书中的数据以及图表，夸大犹太人在电影业中的影响力。该杂志称“70%的剧本是由犹太人所写，50% 的导演是犹太人，70%的制作公司由犹太人所拥有。”纳粹声称犹太人将导致帝国文化的衰落，并且不遗余力的清除他们。1935年5月，戈培尔任命Hans Hinkel负责帝国文化部犹太人的清除（Entjudung），清除造成了大量犹太人才的外流与逃往，但是纳粹仍然拥有许多技术上，艺术上，表演上的人 才。
在希特勒成为议长的两周后，1933年3月28日，戈培尔会见了电影界的代表人员，他表示说自己是一个电影迷，（他确实也是）并且希望电影界能打消对新政府，新制度的疑虑，他还谈到了政府对于电影节的支持。“电影将成为新帝国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戈培尔还谈到了给他印象最深的4部电影：战舰波将金号，安娜 科列尼娜， 尼伯龙根与反叛。戈培尔说这四部电影能从精神上打动民众，引导他们。同时，他表示，德国现在正处于精神危机的时期，需要电影界也产生出一样具有鼓动色彩的 影片。在评论道战舰波将金号时，他说：“这部电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电影，他奇妙的地方就在于鼓动性，任何一个人看过后都有成为共产分子的冲动。这证明了哪 怕是最荒谬的主义经过艺术的包装也能产生魅力。”戈培尔要求电影界创作关于NSDAP电影的时候必须要抓住时代的特征，显示出德国的魅力。“要在电影中告 诉世界，德国成为世界的主人！”
戈培尔的演说直到1936年才在人民观察报（Volkischer Beobachter）刊登，同时也删节了许多内容，包括那些许诺电影界关于艺术自由以及不满关于党的电影只突出有形的内容。戈培尔这样做的内容，一方面 不想让党内过于激进改革的党员不满于给艺术节过多的权利，另一方面同时也在安抚当时尚未笼获的电影界人心。实际上，纳粹对于艺术乃至民众的管制才刚刚开 始。
3. 帝国电影法
在1934年，戈培尔为了赢得更多的权利和更便于控制电影，他修正了 Reichslichtspielgesetz——帝国电影法。并且在1934年2月16日正式宣布生效。该法令旨在帝国之内鼓励更多有益电影的产生并且 消灭一切有害电影。人民观察报对这一法令评论道：从现在开始，帝国将会严格审查电影的制作，只有在这一严格法令下，电影才能显示在其银幕上的真正价值。
法令从三个方面管制电影：强制性的剧本审查，对不合格的电影进行枪毙,一定的物质奖励。
该法令旨在电影初期就对其进行严格控制，执行这一法令的人是叫做Reichsfilmdramaturg,帝国电影导演。帝国导演被宣传部长亲自指定，并 且他们的职权以及任务在电影法的1-3节都被阐明。第一位帝国电影导演是一位评论家，Willi Krause,一位忠诚的NSDAP党员，在戈培尔的报纸Der Angriff(进攻）曾担任记者。假如制作人想要制作电影，首先他要向帝国电影导演提交大纲，通过后剧本才能开始动工，并且剧本要在拍摄前经过审查。帝 国导演可以在电影制作的各个环节都亲自检查，并且与在柏林的审查办公室（Pruufstelle)进行协商.
在1934年法令颁发的10 个月后，法令进行了变动——剧本的审查成为可选而不是必要的。变动过后，宣传部出来解释说这只适用于剧本，但是大纲依然是必须提交给帝国电影导演的。假如 他认为电影是值得鼓励的，他才会接过剧本，并且为电影与帝国电影贷款银行联系(Filmkreditbank)。
电影法令大大严格了电影审查制度，取代了1920年5月12日通过的魏玛共和国电影法。魏玛共和国的电影法是宽松的——“电影不会因为政治，社会，宗教， 种族或者意识形态偏见而进行查封”，只是在电影威胁到了共和国安全和社会治安，或者严重损害了德国形象并且危及于他国关系时时候才会出面制裁。电影的审查 被委派于柏林与慕尼黑的办公室里。每间办公室有两位负责人以及从教育，法律和电影专业抽调来的人才予以协助。1934年的新法令把两间办公室合并起来，并 且成为帝国宣传部下的一部分。1920年的法令允许电影制作人在电影被枪毙后进行上诉，但是新的法令取消上诉部分。
根据帝国电影法第四段，所有电影都要进行审查，包括在影院中放映的小广告也要。每部送来的电影都会有自己的号码，在审查过后，会有印有鹰行章的报告做出 来。宣传部长可以插手所有程序，在1935年 6月做出的电影法第二次修正中，戈培尔宣布他可以不经过电影审查办公室就直接枪毙电影，大大加强了帝国宣传部的权利。
除去对电影的严格限制外，对其进行一定的物质奖励也是电影法的一部分。其实所谓的奖励，不过是减税的另一种称法。原先的奖励是由电影评估委员会 （Kammer fur filmwertung)设立的,电影评估委员会是中央教育部（Zentralinsttitut fur Erziehung und unterricht)的一部分,与审查办公室是分开的两个机构。在新法令颁布后，该奖励的颁发成了宣传部的职责，在1933年前，奖励被视作为激励与极 大的荣耀，而法令颁布后，奖励不仅是被作为减税，并且想要放映的话，必须获得奖励。假如电影没有获得奖励，那么它要得到特别的许可才能放映。1939年 前，奖励的具体内容如下
1 政治与美学上特别有价值的（Staatpolitisch wervoll und kuunstlerisch besonders wertvoll)
2 政治上特别有价值的（Staatpolitisch besonders wertvoll）
3 美学上特别有价值的（kuunstlerisch besonders wertvoll）
4 政治上有价值的（Staatpolitisch wervoll）
5 美学上有价值的（kuunstlerisch wertvoll）
6 文化上有价值的（Kulturell wertvoll)
7 对年轻人有价值的（Jugendwert)
8 对国家有价值的（Volkstuumlich wertvoll)
9 国家级电影（Film der nation)
最高奖项获得是税额全免，国家级电影以及对年轻人有价值电影与其它奖项有所区别，他们并不减轻税额。但是他们所获得的荣耀却是最高，对年轻人有价值的电影 会在所有学校以及NSDAP等青年组织进行播放，反映希特勒青年团团员Herbert Norkus的电影Hiterjunge Quex就是很好的例子。1938年后，剧院上映的所有电影都是获得过奖励的。
对电影的奖励不仅是物质上的，同时不同奖项的设立也对于观众们是一种期待，这些奖项按照对政治以及宣传上的不同程度分类。对政治有价值的显然是为了 NSDAP服务的。这种奖项的获得除去著名的纪录片 Triumph des Willens外，还有具有强烈政治信息的故事片比如我控诉（Ich Klage an）。政治以及美学有价值的电影不仅为NSDAP服务，并且质量也上乘。
令人吃惊的是对电影评论的管制直到1935年才慢慢被加强，在 35年年底宣传部的Hans Schmidt Leonhardt博士提醒戈培尔电影评论应该服务于NS。戈培尔在1936年5月13日宣布法令，禁止在电影上映的当天出版任何评论。该法令旨在禁止评 论家们在官方评论出版前对电影进行攻击。在1936年12月，戈培尔终于下令禁止所有对电影艺术性进行的评论，电影评论只能阐述电影的故事。并且所有评论 电影的人员必须要从帝国文化部取得相应的执照，而且他们不能低于30岁。至于具体的原因，帝国宣传部的Alfred Ingemar Berndt解释说：“所谓的艺术价值必须建立在NSDAP的价值观内，只有党与国家才能那些作品具有艺术价值。不控制私人评论的话，所谓的评论家们只能 把艺术价值建立在他们的价值观内。这与党的立场是不同的”
对评论的禁止引起来国外的喧哗及反对，对此，帝国文化部解释道：“当今德国的电影必须建立在当今德国的立场上。对此国外的媒体不应有歧视以及反对。”
新法令的颁布让所有评论成为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而不是美学的评论。当宣传部认为一部影片应值得鼓励时，会在首映前邀请所有记者参加，并且要求记者为影片造 势。在上映不久后，宣传部自己会发出官方评论。记者们成了对大众宣传电影的工具，哪怕是不值得一看但是政治上必要的电影，也要写上对电影溢美的内容，大多 数的内容则是宣传部已经准备好发给记者的。仅有的一些进口过来的电影，记者们也会跟宣传部一起诋毁或者干脆闭口不提。通过这种目的，帝国终于把德国观众们 与其他价值，其他观念的电影成功隔绝开来。
hans westmar,1933年
4. 个人英雄主义与纳粹意识的联系
当纳粹在德国上台后，迅速启用故事片来作为宣传的主要工具之一。而且纳粹在完全控制了电影生产后，越来越多的党员也希望看到关于自己党以及他们如何与腐朽的魏玛共和国作斗争的影片。Curt Belling,帝国电影协会的发言人说道：
“党在斗争期间对电影的看法就是要产生一种新的电影题材，一种充满了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题材。我们要让所有拍摄这些电影的人坚守我们的信念，并且通过电影让全球都了解我们的信念。”
尽管这样，纳粹在夺取权力的1933年却只产生了3部歌颂党的故事片：冲锋队员Brand(SA-Mann Brand)，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Hitlerjunge Quex),以及Hans Westmar,许多人中的一个（Hans Westmar,Einer von Vielen）。这些影片完全符合了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所提出的：“宣传必须在进行在组织的前面，而且须集中人类的特点，作以后服务。”纪录片并不能起到 宣传纳粹“光辉斗争”的历史，并且按照希特勒的提法，笼统的信念倘若要被大众理解，就需将纳粹的一切披上人性化的外衣。
为了让大众更容易接受新纪元下的时代与英雄，纳粹创造出了一个个虚幻的偶像
：不知名的冲锋队员，陌生的希特勒青年团员，甚至为纳粹献身的Horst wessel也在电影中被改名为Hans Westmar。这样的效果是让德国大众更容易接受那些英雄形象，通过故事的发展也对观众么暗示道：你也可以成为千千万万英雄中的一员。
以下我们介绍的三部电影，冲锋队员Brand(SA-Mann Brand)，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Hitlerjunge Quex),以及Hans Westmar,许多人中的一个（Hans Westmar,Einer von Vielen）不仅代表了纳粹理想的英雄形象，同时他们也涵盖了当时社会阶层的主体。
冲锋队员Brand(SA-Mann Brand) 1933
这部影片是第一部反映冲锋队的影片。他在1933年6月9日通过审检，在6月14日首映。这部电影的主旨是反映冲锋队伟大的斗争以及辉煌的胜利，但是纳粹当时并没有投下多少钱来拍摄，导演是不知名的Franz Seitz,演员们也大多毫无名气。
故事简单明了，开篇的字幕就显示的是：“这是发生在我们时代的故事。”情节发生在希特勒上台之前，当时的德国有两派，一派是共产党，另一派就是国家社会主 义。社会的争斗在Fritz Brand家里也得到浓缩，Brand的父亲是社会民主党，而Brand是新加入的纳粹青年，他的母亲则是中间派。在以前的德国电影中，母亲往往是作为平 衡父子关系的形象出现的。在此剧中，母亲最后终于抛弃堕落的父亲，并支持儿子走向冲锋队的队伍中。
为了展现纳粹的“斗争时代”(Kampfzeit)，从开剧我们就可以看出来所谓的守纪的标准亚利安人与无律堕落的共产主义分子的区别，并且传达着一个信 号：只有国家社会主义者才是真正的德国人，而共产分子都是些浑水摸鱼的外国人。观众们很容易同情那些被共产分子陷害的纳粹党员，并且强烈的感受到只有纳粹 才能重建强大辉煌的德国。
当Brand的女友——一名刚刚被Brand说服加入纳粹的少女，在游xing中被射中后。她死去的场面充满了宗教的气氛：背景灯光被虚化，脸部的灯光则 被强化。这名少女在临死前反复有了什么特殊的力量所支撑着，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在天堂走进元首。”这也使她成为了银幕上为纳粹的第一个牺牲者。而在她 死去后，成以数千的冲锋队员聚集在一起，挥舞着纳粹的旗帜，列队游xing在大街上。影片的结尾镜头则是Brand的脸部特写，与他手中的红色万字旗。
令人惊奇的是，影片上映后并未获得官方的肯定，戈培尔的官方报纸进攻报（Der Angriff）尖利的批评道：“导演试图在银幕上重塑光荣的斗争年代，并企图塑造一个无名的冲锋队英雄。但可惜的是，导演既没有才华也没有能力展现这一 切。”（1933年6月14日）具体的原因很可能是以戈培尔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并不欣赏冲锋队打砸抢的办事方法，而且电影本身的技巧也着实令他这个电影爱好 者不满。但是尽管如此，这部电影依然获得了较高的上座率，并且获得了“美学上特别有价值的”以及“对国家有价值的”奖项。
尽管这部电影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支持，但是作为第一部宣传纳粹思想的故事片，这部片子有着典型的风格：故事情节尽可能简单易懂，以便更多阶层能够接受他；简 单的二元化思想，正与恶鲜明的对比与反差；立体的多面形象，英雄的形象，德国大众的形象，犹太人的形象，共产分子的形象；最重要的，传达的思想是——国家 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是全德国人民的党派。
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Hitlerjunge Quex) 1933
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在纳粹党权后的电影界可谓一片混乱。首先他们要为生计着想，其次，冲锋队员Brand这样
影片也给了他们警示：到底怎样的片子才能取悦新头子？茫然的电影界几乎没给任何指示。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环球电影公司推出了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这部电影，他门本来害怕这部电影也会遭到党部的批评，但是得到的答复是这部电影比上一部更有艺术价值。
不像冲锋队员Brand那样的小制作，这部电影可谓是大手笔。导演是德国的首席导演之一Hans Steinhoff,剧本由Karl Alois Schenzinger和B.E.Luuthge所写。影片改编自Schenzinger描写Herbert Norkus一生的小说。Herkert Norkus是一位在执行任务时据说被共产分子所杀害的一位纳粹青年团员，在他死后，他成为青年团员们所敬仰的偶像。这部电影所反映的主题是：“关于德国 男孩光辉的一生与充满牺牲的精神。”
影片同样发生在魏玛共和国末期，同样是反映纳粹分子“光荣斗争”的岁月。主人公Heini Volker15岁，是一间复印厂的学徒，他的父亲因为长期失业的困扰，将儿子送进了少年共产公社。但是Heini Volker并没有追随共产党，而是在渐渐的成长中，慢慢接受了纳粹，尤其是当他看见一个个遵守纪律，整洁的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们，对照是少年共产公社肮 脏，腐败的共产分子们。他开始追随纳粹，直到献出自己的生命。
该片的目的很明显，一方面纪念死去的Herbert Norkus,另一方面引诱年纪相仿甚至更加年少的少年们加入希特勒青年团。在影片首映时，Baldur Von Schirach的一篇讲话就很具有煽动性：“今天，我站在2000名年轻团年面前，我告诉大家，为元首牺牲，牺牲得像个英雄是一个光荣的事情。当 Herbert Norkus牺牲后，我们又增加了50万年青团员。让我们缅怀死者，并且继续战斗下去！Heil Hitler!”
影片中充满了一切对青少年致命的吸引力：整齐光鲜的制服，众多的青年团员，军事格斗，枪械操练，漫山遍野的旗帜海洋，游xing，篝火。这些对于涉世未初 的思想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与煽动性。此外，固定的摄影角度，以及精心设计过的场面调度也使这部片子脱离了戈培尔对冲锋队员Brand所批评的“过于充满暴力 的形式主义”这些都让电影协会的官员们称赞此片有着较高的美学性。
该片在情节上与冲锋队员一片有着许多类似，都集中在低收入德国阶层，都把罪责加在外国人以及共产分子名分下。并且除去社会上纳粹与共产党的矛盾外，家庭里 也充满着对立。往往父亲都代表着被共产党欺骗的一方，而子女都代表着德国新兴的纳粹力量。在该片中，父子双方的争吵带来的是母亲的自杀和家庭的衰败，而这 时，纳粹党则作为正义力量出来从父亲（共产党）手中解救出了主人公。而这也是影片向青少年们传达的一个信号：你属于国家。以Heini Volker为例，在失去母亲，与父亲决裂后，Heini Volker失去了家庭与依靠，但参加入青年团后，他说的一句话是：“从此，我只属于元首与国家。”
希特勒青年团的Quex获得了党内，评论界的好评，并且获得了最高荣誉“政治上，美术上特别有价值的”在1938年，又获得了新荣誉“对年轻人有价值 的”。但这电影最成功的不是在荣誉上，根据澳大利亚电影学家Helmut Blobner与Herbert Holbea的评论，这部电影在德国青少年中引起了轰动，他们将这部电影作为唯一观看的电影。
也就是说，事实上，这部电影，使成千上万的德国少年们坚守着他们的信念为所谓的“千年帝国”死去。
Hans Westmar,许多人中的一个（Hans Westmar,Einer von Vielen）1933
最后要说的这部电影史改编自历史上真人真事的影片。Horst Wessel最早为纳粹死去的一员，经他改编的一首共产党歌曲成为了NSDAP的战斗曲目。人们都把这首歌命名为Hoest Wessel之歌。历史上的Horst Wessel死的并不光彩，他与妓女住在一起，并因为为情决斗而死，而戈培尔听说后，将他美化成一位被共产党暗杀的英雄。
这部电影导演是Franz Wenzler,大体剧情来自于Hans Heinz Ewers所写的Horst Wessel传记。希特勒偏爱这部传记，并要求拍成电影，在冲锋队的资助下，这部电影拍摄完成，希特勒的私人好友，外交部长Ernst Hanfstaengl为影片写了音乐。
有趣的是在电影首映后的第二天，这部电影就被禁止放映了。官方的说法是：这部片子损坏了我们的英雄Horst Wessel的形象，并且有对外国丑化德国的意图。”官方的说法并没能掩饰住戈培尔的真正用意。在与莱因报的访谈中他说：“冲锋队的角色只能在大街上，而 不是在银幕上。表面上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并不是我们所喜欢的。我已经通知到了一些电影制作人，只有他们的电影达到一定的美术要求才能被放映，但是关于 Wessel的电影并没有达到这个要求。”美术要求其实只是一个借口，从Hans Westmar与冲锋队员Brand的遭遇来看，戈培尔博士瞧不起那些只会在大街上打砸抢的冲锋队员，他更反感的是冲锋队员们往往将自己视为比党更高的 “超人”(Ubermenschen)
这条禁止令引起了党内的一些不满，戈培尔被迫让步。但是他提出一个条件：将片名的Horst Wessel改名，并且在新的剪辑中不得出现有关真正Horst Wessel的内容。两个月后，一部重新剪辑的片子：Hans Westmar,许多人中的一个终于在1933年12月13日公映。
这部电影所反映的是典型的纳粹英雄形象，机敏，整洁，守纪律，同共产党作着不懈的斗争。这部电影不仅是纳粹作为一部纪念英雄的电影，同时也是为了争取下层 人民的支持。因为虽然自成社会主义党，但是纳粹执政来供人们的权利并没有提高，加之工会的解散更是让工人阶层不满。这部影片的主人公Hans Westmar就是作为纳粹所提倡的忠于国家社会的工人形象出现的。影片中的一句台词是这样的：“希特勒都干过什么？”“他曾经是工人和学徒！”
不仅如此，在某种程度上，这部电影更是暗指了希特勒的前半生。影片中Hans所出现的特点都有希特勒极为类似。从影片的一开始，Hans就立志将德国的工 人阶层团结起来，并且驱逐犹太人与共产党员们，在领导手下人方面，Hans也具有着希特勒所鼓吹的领导原则。(Fuhrerprinzip)。Hans为 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牺牲了与母亲的联系，并且放弃了两个爱上自己的女人的献身。当时的希特勒也作为一个“把德国当作自己新娘”不过问个人感情，不食人间烟 火的超凡英雄形象。
在当希特勒与冲锋队的关系慢慢冷却下来后，这部电影成为了冲锋队最后一次出现在影像中。
2007年6月13日星期三
秦晖：儒家的命运
秦晖 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
谢谢大家。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儒家的命运”。大家都知道，儒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我要用很短的一个时间，涉及到儒家的原初、历史和现 状，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今天的演讲，恐怕只能把我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以观点的形式直接讲出来，一些具体的论证过程就不在这里做详细介绍 了。但是这不要紧，我讲完之后，双向交流过程中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有什么质疑的，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互动。
什么是原初的儒家
原初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到底他们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呢？进入到秦之后，儒家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我把它叫做从“焚书坑儒”到“儒表法里”。第三个问题，我要讲从“引西救儒”到“西儒对立”。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一个话题，儒家是不是可能获得兴盛？
第一个问题，原初儒家主张什么呢？儒家最早受到官方提倡的汉代，当时就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儒学的宗师到底是谁？现在大家都认为孔子是儒学的第一号宗师，可 是孔子本人，乃至先秦时代的这些儒家，他们一般来说没有把孔子当做圣人，而他们心中是有一个圣人的，这个圣人是“周公”。整个先秦儒学体系中，一而再、再 而三地提到他们的理想是三代，而所谓三代主要是西周。西周那一套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周公奠定的。因此，不管周公在历史上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无 法详考了，我们不知道儒家讲的那些东西，到底有哪些是由周公真正开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先秦儒家表述的那一整套价值体系，它是挂在周制的这样一个框架下 论述的。因此，我们谈到儒家就不能不谈周制，尤其是在东汉，古文经学兴起，曾经有一度周公的地位更高，尤其是周礼成为三礼之首。
后来孔子的地位重新被抬高，很高，应该说已经到了宋明理学时代，本来意义上的儒学，它是以宣传三代，或者是宣传西周那些理想作为主要的内容，而以这些理 想，当时被认为是奠基者周公作为尊崇的对象。我们知道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儒家不断在讲，说是周如何如何的伟大，大家知道孔子有一次讲先秦不好，其中就提到说 他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其他儒家不断地讲，所谓的三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鉴于三代，郁郁乎 文哉，吾从周”。“三代”为盛世，为圣治；周公为极盛，为至圣。此后则求“小康”而不可得，而如今则是“礼崩乐坏”。这是儒家主流的看法。后世人认为这是 体现了儒家的批判精神，先秦儒家是不怎么歌功颂德的，到了以后才学会了歌功颂德。先秦时代的儒家精神可以说是非常不满于现状，那么这种不满于现状，褒奖它 的人认为是一种社会批判精神，贬低它的人认为儒家是历史倒退。
大家知道，改革前批儒一顶最大的帽子就是儒家主张历史倒退，说他们整天埋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五四的时候鲁迅先生创造了一个文学形象，叫做“九斤老 太”，整天埋怨现在，什么都不如前。当然鲁迅先生是以此来意指儒学的传统了。不管说它这是历史倒退论也好，说它是社会批判精神也好，总之古儒是一群不满现 状的人，我这里说的是古儒。
孔子号称是“述而不作”，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不太准确，其实孔子当然是述了很多，他培养了很多学生，他是一个大教育家，但是孔子的文字贡献应该说也是 相当大，不过他的贡献主要不是著作，而是整理周代的典籍。在这里我要说，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的确认为古儒的贡献就是发扬光大西周的文明，那个时候人们并不 太重视孔子自己到底讲了一些什么。
刚才很多先生都问我最近非常火爆的于丹关于《论语》的解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其实我说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是不是准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 《论语》在儒家体系中是不是有那么高的地位。在宋明理学兴起前，人们基本上提到的就是六经，当前传统的儒学当然认为孔子讲的话也很好，从司马迁的《儒林列 传》中说到孔子的贡献，根本没有提到《论语》。他说孔子的这些整理，其“辞微而指博”，也就是说孔子本人并不做什么论述，他是通过对西周典籍的整理，在字 里行间体现他的价值追求。
因此，我们说古儒他追求什么呢？我这里倒不是说《论语》这部书就没有它的价值，这部书讲了很多人生的哲理，而且有很多，不管是什么家都是适用的，什么“学 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但是作为古儒时代的特点，作为古儒那一套价值观与别人不同的，我这里要强调我们看任何一个学派，都主张要看它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是不是儒家的特点，恐怕就很难说了。那么儒家它的古儒经典就是“六经”，现在六经看到的原本，不管和西 周的东西有多大的距离，至少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孔子的原著，而是孔子整理的西周典籍。因此古儒实际上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努力复兴西周价值的 这样一个学派。离开了对西周这一套的分析，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古儒的。
西周社会的特点——小共同体本位
西周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说以前我们的历史，对西周社会有很多争论，有人说它是奴隶社会，有人说它是封建社会，有人说它是氏族社会晚期，但是 这些争论更多是以一种以论带史，将西周的事实往现成的理论里套，我就不想涉及这些东西。那么西周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一个基本的特点，那个时代的 中国人社会组织带有很浓的血亲的性质。孟子有一句话，说理想的社会就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服从我们的家长， 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好了。《左传》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是当时社会组织的一个概括，不管是诸侯国或者是其他的，那就是“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因此 西周是带有很浓厚血亲色彩的族群社会，后来由于社会理论的需要，对这个族群有很多分类，什么氏族、宗族、大家族等等，但是我说这是一种血缘纽带的结合，这 种宗族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陌生人社会亲情，同时又存在着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长幼、嫡庶序列。
但是这种不平等，或者说这种尊卑，它不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熟人社会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毫无疑问不能离开离开血亲组织的亲情，那么那个时候 是不是有大的社会结构呢？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周天子，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周天子和秦始皇是完全不同的。周天子他下面不是官僚，秦以后有了官僚，但是在 西周这个时代，周天子他直接控制的只是周族的这样一个势力，然后他把周族的一些子弟，乃至于周族结盟的一些，我们称之为友好的氏族的一些人，分封到各地， 然后他们又按照这个原则继续进行分封，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这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家庭，或者 是一个家族的放大。这种等级关系，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家族，辈分、长幼、嫡庶系列，这个意义上周天子的确是受到尊崇，但是这种尊崇主要是伦理意义上，并不 是一个科层组织上的最高首长，这跟秦以后是完全不同的。
怎么理解呢？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子弟”是必须尊崇“家父”，不能摆脱家父的束缚，就这一点来讲，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这些观念，那个时候不 适用。但是家长对子弟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家长不能任意任免、解雇子弟，这一点跟现在的上下级关系不一样，现在我们的首长是可以任免下属，企业的老板可以 雇佣或者辞退员工，但是父亲能解雇儿子吗？这种纽带你摆脱不了，对双方来说都是摆脱不掉的。也就是说，子弟就是子弟，他对于家父是有依附关系的，不是平等 关系，但是他不是下属部门，更不是奴仆，这是一种亲缘关系。
在亲缘之外，当时也有非亲缘的熟人圈，我们把这个圈子叫做“小共同体”。所谓小共同体，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互相认识的，他们不是陌生人，他们都是熟人。由于 是熟人，由于他们长期要呆在一起，不断地打交道，因此就带有熟人社会的一些特征，我把它称之为“拟亲缘特征”，虽然他们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他们有一种拟亲 缘的依附关系。人们处得久了，会有情感纽带，这跟陌生人不一样，如果抛开情感因素，仅仅从经济人的理性关系来说，熟人关系跟陌生人关系也不一样。在经济学 上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信息对称，就是我们是熟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彼此都比较了解，而且我们要长期地打交道，而不是一锤子买卖，人一 走茶就凉，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长期打交道就是所谓的反复博弈，你当然就不能一锤子买卖。这和社会扩大了以后不一样，社会扩大了以后我们不认识，都是陌生 人，县太爷就不可能认识我，但是我的父母当然是认识我的，我的直接的小领主也是认识我的。
因此，那个时候除了家属、家族之间的关系外，还盛行一种恩主和门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具有直接交往的依附关系。说的不好听一点，也就是主奴关系，但是这种主奴关系，因为它是一种长期的依附，所以它是带有某种情感纽带的，或者说是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很难像后世的官僚那样。
我们知道后世的官僚，官僚是腐败的，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而且有些官僚管辖很大，和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直接的认识，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恩、誓为知 己者死等，在陌生人层面是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恩主和门客是有这样的依附关系，所以当时有所谓的良禽择木而栖。那个时代，这种所谓的侠客伦理，什 么叫做侠客伦理呢，就是你对我有恩，我就要报答，所谓知遇和报恩之间的伦理很发达。我们知道这种伦理它只能建立在熟人社会，聂政、豫让、要离、专诸乃至荆 轲，均为报恩主知遇而刺国家显贵。
大家都知道一个豫让的故事，这个人也被后世奉为有德者之一，他们往往都是为了报答小共同体中的恩主而去刺杀国家的显贵。那么为什么要去刺杀呢？原因就是据 说这个恩主对他们的确有他们所理解的大恩。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豫让的故事，豫让付出极大的牺牲谋杀赵相子，有一次赵相子抓住了他，说你不是只有一个主人，这 之前你还投奔过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都被智伯杀害了，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做呢？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 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
这样的一种关系，它在熟人圈中的确容易形成，但是在陌生人中就比较难形成。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我们知道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亲亲高于尊尊，也就 是说熟人之间，小共同体内部的这种关系，高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孟子说“爱有差等”，他非常反感墨子的主张，孟子是主张爱有差等，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我 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家长，都有我们的亲人。至于我们的家长，他自己又有家长，我们的主人又有主人，主人的主任的主人，一直到周天子，但是周天子和我没有关 系，诸侯和我也没有关系，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我的主人。我们知道，这是封建社会的，我这里讲的封建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就是古汉语中的封建，欧洲中世纪差不 多也是这样的状况。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有两句话，一句是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还有一句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周天子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诸侯要尊重周天子，诸侯也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卿大夫要尊重诸侯。后世很难理解孔子说的“尊王”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孔 子是非常不满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可是后来有人说孔子的“尊王”是假的，为什么呢？明治维新时期，很多日本学者曾经骂孔子，说孔子不忠，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说你看，孔子周游列国，他就没有忠于那一个国家，他不忠于诸侯嘛，谁愿意用他，他就到哪里去。那么，他忠不忠于周天子呢？那些人也说 他不忠于周天子，他周游列国，到了离周天子很近的地方，为什么就不去朝见周天子，而去见诸侯？
其实，我觉得你要了解当时所谓“尊王”是什么意思，就会知道孔子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孔子当时主张的就是诸侯不尊王，陪臣不尊重诸侯，乃至一般的老百姓不尊 他们自己的家长，至于你不是诸侯，实际上你是没有尊王的义务，孔子本人不是诸侯，甚至也不是卿大夫，所以用不着去朝拜周天子。但是诸侯不朝拜周天子，受到 他的强烈批评，陪臣不尊诸侯，也受到他的强烈批评，但是他自己不是陪臣，所以他自己可以没有诸侯这样的义务。因此孔子的“尊王”，和我们后世秦以后讲的忠 君爱国，完全不是一回事。
正因为这样，所以先秦的这些儒者，他们都有很多言论，说孝比忠更重要，我可以为父亲而得罪皇上，绝不能因为皇上而得罪父亲，“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齐 国的国王曾经问一个儒者，说皇上和父亲哪一个更重要，这个儒者回答父亲更重要。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子，我 如果战死了，就没有人对我父亲尽孝了，所以我不能为国战死。孔子说这个人道德高尚，然后他向鲁君推荐，说你看这么道德高尚的人不重用，你重用谁啊？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在小共同体的本位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方面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伍子胥，大家知道伍子胥的父亲被国王杀害了，伍子胥为了报父仇， 甚至可以引进敌国的军队，把自己的祖国给灭掉，楚平王已经死了，还挖出来掘墓鞭尸。但是伍子胥在那个年代被公认是贤人，没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应该，而且很 多儒者把伍子胥当做是有德者。像这样的现象，在当时那个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这种价值，也的确可以维系当时的社会。我不尊重周天 子，只要诸侯尊重周天子，这没有什么关系，周天子他也指挥不动我，周天子也不可能任免诸侯，大家知道诸侯要尊重周天子，但是诸侯并不是官僚，诸侯并不是周 天子能够任免的，诸侯是世袭的，这就相当于父亲不能任免儿子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传统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关于性善论，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有无数的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老实说根本不是一个从逻辑和经验上能够讨 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举例子，这个社会上性善、性恶的人都有，比如有人说有雷锋同志，那性恶论是错的，还有人说有王宝森，那性善论也是错的。这个争论是 没有意义的，一个社会一定有性善的也有性恶的，但是把古儒的性善论，放在那个小共同体血缘亲情中理解，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人是不是与人为善呢？陌生人很 难说，但是亲人中间，甚至你不能说是一种人性，连动物都是这样，虎毒不食子嘛，这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谈性善那是很自 然的事情。
既然你假定是性善，那么你当然就会相信教化的重要，人都是会学好的，相信伦理的重要，相信我可以推荐好人，所谓荐贤制。而且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小共同体 中的评价，也就是说你所在的熟人社会对你的评价，这就是儒家经常讲的乡举里选。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你在村子里，在你所在的这个熟人圈子里有没有德望， 有没有人缘，是不是德高望重，这一点很重要。后世就不一样，比如说科举考试，完全就不考虑这些，那就只要是文章写得好就行，至于你在当地是不是德高望重， 乡举里选已经没有了。在一个大国家内，我们说凭道德取人很难，但是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性善论、教化论、乡举里选等，在小共同体 本位的条件下，它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第三，那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应。这里我要说儒家没有平等的观念，但是儒家说的那种上下、尊卑是和责任对应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儿子要尊重父亲，但 是父亲一般来说对儿子都是有责任的，有养育之恩。老实说，即使是现代社会也是这样。那么这种权责对应，我们知道在陌生人社会中，它是很难仅仅靠道德来维持 的。但是在熟人社会中，尤其是在亲人中，往往血缘亲情就可以保证权责对应，而不需要特别设置制度约束。比如像现在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国家需要民主？为什么 国家需要宪政？那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你无法保证统治者滥用权力，无法保证统治者不负责任。但是，我要说，即使是盛行宪政民主理念的西方，大概也没有谁会主 张在一个家庭内部，父亲要靠民主选举产生，或者在家里要搞三权分立，西方也是没有的。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如果共同体足够小，亲情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大了 就不行，陌生人社会那就不行。可是在小共同体中，不需要制度约束，这个亲情、伦理可以解决问题。
儒家所设想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父权负责的统一体，父亲有权利，但是也有责任，就是我说的父亲不能开除儿子，父亲就是要养儿子，你对子弟负有责 任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儒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 权，但是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从权责对应原则中，可以推出来那就是你不尽责，你的权力就没有合法性，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说得简单一点，你 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我前面说的豫让那句话，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那个时候人们说尊君，尊重自己的主人，是以主人尽责任为前提，如果你不尽责任，我 没有什么理由要尊重你。因此古儒就有我们所谓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有没有坏父亲呢？当然有，但是毕竟比较少，绝大多数的父母都 是爱子女的，把子女当做奴隶来买卖的，这种有，但是的确比较少。可是到了陌生人社会，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儒家反反复复的说，君要向父亲学习，臣要向儿子 学习，君臣应该向父子学习，但是这只是应该而已。儒家自己也知道这往往是做不到的，做不到怎么办？他们当时没有设想出一种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的做法，但是 他们设想就是做不到我就不承认你。不过如果这种做法真要实行，这个社会不容易稳定，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不停的造反嘛，出现一个坏皇帝，我们就造一次反，这个 社会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后来的民主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安排，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制度的约束，建立权责对应。
西周价值的破灭导致儒家的产生
我们可以说儒家从周，孔子述而不作，毕生精力用以整理周籍，这体现了儒家与周制的密切关系。但是在西周并没有儒家，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价值、一 种规则普遍的被认为是常识时，人们不需要为它进行论证和辩护，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讨论人为什么要吃饭，我想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有神经 病，这根本不用讲，谁都知道人是要吃饭的。在族群社会比较稳定的时候，人们都习以为常，没有产生儒家的必要。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讲得很多，原因就是因为我 们这个社会有不和谐的地方，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已经非常和谐了，老实说那个时候的人们大概就不讲和谐社会了，更没有所谓建设和谐社会的说法了。
讲和谐社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不和谐，儒家也是一样，在西周没有儒家，因为那一套东西，当时是习以为常，没有必要把它理论化。但是到了春秋战 国，已经不行了。小共同体本位那一套东西已经处在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那个时候捍卫古制的人，就需要把古制理想化、理论化，以求“兴灭继绝”，因此就产生 了儒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儒，是在族群社会崩解的时候，当时人们为了把一部分，维护族群时代的价值观念的人，把当时的理念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这样的一 个学派。这个学派出现时，这一套制度已经不行了，两个因素。一个是铁器牛耕的出现，小共同体内部出现了个体性，个体耕作、个体经济开始成为可能。另外一个 方面，在外部，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是一个兼并时期，兼并战争就要求国家集中人力、物力，一切为了战争，那个时代是一个所谓军国时代。抗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 成为贬义词，但是在清末到五四时期，军国社会是一个褒义词，晚清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要富强，要建设军国社会，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军国社会，军国社会国家要集 中人力、物力，要强化它的权力，这让小共同体的自治就显得不可能。于是国家主义和国家利用伪个人主义来解构小共同体，那个时候的君主就很喜欢强调你要忠于 我，而不能忠于你的父亲，就是强调忠高于孝，而不是孝排第一。那个时候的法家骂儒家，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儒家影响下会造成一种现象，人们勇于思斗、怯于思 战，为自己的家族、小共同体而斗，大家知道伍子胥就是勇于思斗，因为他要为父亲报仇，还有刚才提到的豫让、荆轲等等，所谓思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说为了小 共同体。那么人人都为小共同体，这个国家就无法统和，因此他们说儒家造成的后果是勇于思斗、怯于思战，所谓思战，就是要让这些人为国家、为君主打仗。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就产生了。我们说儒家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孔孟和他的那些弟子，好多都不是贵族，孔子本身他的祖先是宋人，他的祖先是从宋移居过来，他 的早年相当的落魄，而且他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也有做商人的，比如说颜回，他最欣赏的学生，据说是居住在陋巷，肯定是一个穷人。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平民 自认为当时的贵族已经堕落了，而复兴贵族精神的使命寄托在他们这帮平民的身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力图挽救贵族传统的平民先知。
先秦之后——从“焚书坑儒”到“儒表法里”
儒家与法家的不同
当时的古儒是和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的，当时法家要想统一，儒家是认为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且认为应该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八百诸侯的 小共同体时代。孟子说“国虽百里可王也”，国家为什么要搞那么大？他们以一种王道，所谓王道，就是我前面讲的长者政治，父权和父责相对应，他们以王道反对 霸道，霸道是强者政治，以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现在有些人说儒家主张专制主义，还有人说儒家有很早的民主精神，比如说民贵君轻。其实在我看来，我这里说 的是古儒，儒家他们的理想，应该说不是专制帝制，秦始皇那样的绝对不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当然他们也没有民主的理想，他们理想的政治就是贵族政治，所谓周 制，就是一种贵族政治，用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
在传统时代，其实贵族政治本身是对君权的一种制约，而且贵族政治在适当的历史时期，往往可以成为宪政和民主产生的土壤。前一段时间热播的《大国崛起》中， 我们看到英国的所谓大宪章，大宪章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贵族政治，贵族限制了王权，就产生了大宪章。所谓如果要说贵族政治，它对限制君权有一定的政治作用， 乃至在一定的适当时期，对产生民主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并不是说儒家就主张民主，这完全是不同的。
我们要看一下当时的儒家反对什么，当时的儒家反对过很多，但是他们最激烈反对的，在孟子那个时代，就是杨墨两家。孟子激烈地批判，认为他们就是禽兽，认为 杨墨两家是禽兽也，为什么杨墨两家令他那么愤怒呢？原因是杨子鼓吹个人主义，墨子鼓吹普适主义，这两者都对小共同体构成威胁。孟子在批杨墨的时候，提到一 句话，“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这句话后来有人叫做“杨进墨远”，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按照后人的解读，人们往往认为墨家是过分的理想主义，号 称是为了天下我可以舍身往死，孟子为什么会认为杨子比墨子的错误还小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从孔孟那个时代，儒者的小共同体本位立场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 所谓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实际在当时讲的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应该不应该，而是指谁有权利，拔一毛以利天下，那是好事嘛，谁认为不应该呢？其实杨朱 也不认为不应该。但是关键在于，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这个权利归谁，谁有权利拔我一毛又是一回事。老实说，如果我愿意何止拔一毛，为天下我可以抛头颅洒热 血，但是前提是我愿意。你能不能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呢？如果可以那是什么道理？那是因为一毛很小、天下很大是吗？如果这个理论能成立，我同样可以为天 下折你一臂，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你一头，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掉十万个人、一百万人，因为跟天下相比，他们都是少数，我甚至可以以利51%的 人为由，杀掉49%的人，那还得了吗？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而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谁有权利为呢？杨子说我有权利，我的一毛我来作主，你们谁都不能以什么理由来剥夺我 的权利。我如果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是我的事，但是你不能说以大理想，就将我的权利剥夺掉。墨子说不行，为了天下你就是应该做出牺牲。孟子认为这两者都不 合适。赵歧有一个解释，他说虽然杨朱为己爱身，这不太符合儒家说的我们要以小共同体为本，但是他说杨朱尚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在孟子看来， 你的一毛不属于你，这是他不同意杨朱的，但是也不是属于国王，也不属于国家，你的一毛属于谁呢？属于你的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如果没有父母的同 意，你没有权利去拔或者不拔你的一毛。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是不该为，而是不敢为，在孟子看来你没有这个权利，你的一切不是属于自己个人，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小共同体。所以墨子没有父母，在孟 子看来大逆不道。杨子他爱护自己的一毛，如果是基于父母的意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意愿，那当然就不行。因此在这个方面，孟子认为杨墨都 是邪说。当时的儒家的一个特点，在小共同体受到冲击，一方面是国家主义，一方面是伪个人主义兴起的局面上，他是在两面作战，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周制衰亡 以后，其实兴起的不是杨子的那一套，也不是墨子的那一套。杨朱讲的个人主义，就是讲个人自己，他不是说为了皇帝我可以六亲不认，不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 不是讲这个，但是这一套后来不适用。墨子说的是兼爱非攻，这一套民本的普世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杨墨两家都随着周制的衰亡而逐渐的湮没，那个时候却兴 起了一种军国主义，为了君主的利益打破族群的认同，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为了皇上我可以六亲不认，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小共同体内 部，你好像觉得他是一种反父权，是一种个人解放，但是那一种个性解放是伪个性解放，这两种东西都开始出现。
这两种趋势的代表，就是战国时候兴起的法家。我们知道毛主席七十年代很强调法家，毛主席很喜欢法家，这一点该怎么评论，我们以后再说。但是毛主席当时这么 说，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因为当时的确在先秦诸子中，儒法这一对对立，应该是比较突出，这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方面，法家都是和儒家对立。儒家讲性 善论，那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天然亲情上，而法家是讲国家主义，或者说讲绝对君权，说的简单一点，法家认为为了皇上可以杀爹、杀娘，可以出卖老师，可以六亲 不认，可以干种种在儒家看来很大逆不道的事情。
法家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就要千方百计地淡化亲情，儒家说人各亲其亲、长其亲，法家则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说的简单一 点，你们每个人都听家长的，谁听我的？那我皇权不就被架空了？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否定亲亲、性善之说，《韩非子》甚至说， 所有的人都是不可信的，根本就没有亲情这一回事，连父子、夫妻都不可信，其他还有什么亲情可言呢？在这里我要讲，以前很多著作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性恶论的文 明，中国文明是一种性善论的文明，其实照我看，古今中外我阅读范围内，最极端的性恶论就是法家的，要比任何西方著作中，当然我的阅读范围有限，也许别人能 够找到更极端的，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讲西方性恶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霍布斯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性恶论引入熟人社会，甚至是亲情社会。霍布斯说 人对于人，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但是我们的韩非同志，在这两点上比霍布斯要突破得多。韩非讲，老婆对于丈夫都是狼，父亲对于儿子都是狼， 他们都是自私的，你别相信什么亲情。好了，这是性恶论可以进入到亲人领域，而且性恶论还可以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事实上性恶，而且你也应该 性恶，因为你性恶有利于君主的统治。为什么呢？你自私，第一你怕死，怕死我就可以威胁你。第二你贪钱，我就可以利用你。法家最喜欢讲得就是赏罚，所谓赏， 就是以利诱之，所谓罚，就是以威胁之。但是如果有人不怕死，又不爱钱怎么办呢？儒家说最好是亲邦，明代的于谦有一句话，怎么治国呢？很好办，只要文官不爱 钱、武官不怕死。但是这在法家看来，是很迂腐的。
韩非说，所有人正是因为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弱点，把你们都治得服服帖帖。但是如果你超越了这个人性弱点，那就难了，一个人如果既不图富贵 又不怕杀头，在韩非看来就有造反的危险。所以他说，“若为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 秦汉时代出现一个现象，人们有伪恶，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不是那么坏，但是你要不得不表现得比较坏，否则你就很难征服。
我们知道一个最有名的例子，萧何，据说这个人刘邦很信任他，刘邦在外打仗萧何是丞相，但是后来有人说后方人非常认同萧何，是一个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大公无 私，道德高尚，很了不得。这个刘邦一听，脸就掉下来了，萧何听到这种反应，顿时就感到很恐怖，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他就很危险了。于是他就怎么样呢？马上 就贪赃枉法一把，然后欺男霸女，大家纷纷向刘邦告状，说萧何简直不象话，做了这么一些事，刘邦听了以后说原来萧何也不过如此，他没有什么抱负，这个人我是 能够搞定的。于是萧何就还是当他的丞相了。
像这样的事情，你要说虚伪也是虚伪，但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虚伪，你不那么善的人你要表现得很善，这是一种虚伪，你不那么坏的人要表现得很坏才能生存，这也是一种虚伪。这两种虚伪，那一种更坏呢？当然也可以去讨论一下。
大家都知道，法家有很多观念非常现代，比如说早在两千年以前，他就已经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想法，说以前的人尊重有道德的人，现在的人尊重有权力的人，所 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进行权力的竞争，任何制度设计、任何制度安排，都是要以保证君权至上为核心。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是伦理本位的，我要说中国的政治其 实根本不是伦理本位，而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不是伦理中心。
法家的成功——秦统一与焚书坑儒
法家的这一套，我们大家知道，的确它取得了成功，秦的统一就是一个例子。秦统一以后，乃至在秦统一之前，整个战国时代，一直到秦汉，中国社会出现了持续四 百多年的法家化过程，这的确将西周的那种小共同体本位社会完全改变了模样。改变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第一是瓦解小共同体；第二，扬忠抑孝，鼓励大义灭亲。 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法家实际上是性恶论。他所谓的大义灭亲，其实他自己也不怎么相信大义。他说的大义灭亲，实际上是用现实的利害来促使人们去趋炎附 势，为了专制皇权而解构小共同体。比如法家提倡告亲，而且提出了很多奖赏。秦律有很多规定，大家知道，秦是非常提倡告密的时代，而且尤其提倡亲人之间的告 密。秦是严刑峻法的，但是秦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你犯了罪就要抄家没产，但是如果妻子告发了丈夫，那么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有人 说，这简直现代化到家了，这好像已经做了婚前财产公证了，老婆的财产、老公的财产怎么分得清楚了，现在都分不太清楚了，但是在秦始皇时代他认为是可以分清 楚的。如果老公告发了老婆，那老婆的财产还可以用来奖赏老公。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它的财产关系好像很现代，已经达到了根本不承认家族财产，他认为这个财产都是个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方面，法家非常强调国家的经济 垄断，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又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以前的历史有一个说法，商鞅变法实现了所谓土地私有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法家到底是喜欢私有制，还 是喜欢国有制呢？其实我觉得道理很简单，法家喜欢针对小共同体的私有制，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内六亲不认，将祖田祖产搞光了，这个很好了，前提是如果国家要征 收不能反抗，但是如果在家族内部搞个体化，这是鼓励的。
几百年的强制反宗法改造的确不可小看。汉儒曾经这样批评，今天也有认为中国道德很优越的人，认为西方现在很没落，现在西方六亲不认了，儿子到父亲家吃饭还 要交钱的，你看西方已经是堕落了。但是当年的儒家，对法家统治下的秦也有类似的评价：儿子借父亲一把锄头，父亲的脸色便很难看；母亲来儿子家借个扫帚簸 箕，儿子一家便骂骂咧咧。媳妇生了男孩便得意洋洋，不把公公放在眼里，婆媳一语不合，便反唇相讥。今天的西方，实际上绝大多数西方人，儿子到父亲家吃饭还 是不交钱的，亲情、天伦之乐在他们那里一点也不比我们这里少，但是如果要说六亲不认，这个法家统治下的确也是这样。
这样的一种氛围，也有一种好处，就是它打破了小公共体的界限，使国家能够一竿子插到底，谁都不能听家族的，只能听我的，因此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动力，秦统一 以后，搞的重点工程无数，当然搞得太过分了，后来就垮了。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小共同体被解构得非常厉害。像秦那个时代，可以说这个社会不仅没有什么宗 族，甚至连姓连名都没有，你看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秦代文字材料，这些人他们表明他们的身份，第一你要有名字，第二你要有户口所在地，秦非常重视户口所在地， 这一点是秦汉两代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户口活不下去的。商鞅就是一个例子，他逃亡结果旅店说你没有证明我不敢收你，于是他就逃不掉了。当时秦人要确 定身份，要知道一些什么呢？第一要有名，秦代的墓志瓦文中可以看出来，还要有你的籍贯，包括乡和里，那个时候的乡和里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自然村、一 个生产队。所谓那一个乡和里，是你的户籍在那里，你本人可能不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户籍所在地。第三，你要有一个国家确定的身份，也就是说国家 当时把所有的国民都设立了一个等级，就是所谓二十等人，每一个人必须注明你是什么。第四，你必须注明你对国家负的义务，比如说你正在为国家服刑、正在为国 家打工等。所以在秦代的墓志瓦文，就相当于那个时代人的名片了，你看他们的记载，一个人叫做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他是北阴县北游里人，国家给他的爵位是公 士，他当时的身份就是居赀，用做苦工来抵偿欠国家的，这种人的身份叫居赀。
儒家面临这样一种大变，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儒家，曾经有过一个和法家冲突很厉害的时候，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我们今 天所讲的焚书坑儒，是经过后世儒家的图解，后世儒家强调焚书坑儒，好像只是针对儒家，其实当然不是。焚书坑儒是针对诸子百家，但是的确主要是针对儒家，这 一点我就不多做证明了。而那个时候，儒家的确也对这种现象非常抵触，从焚书坑儒那个时代，所谓诸儒以古非今，包括孔子的后代，孔子的八世孙孔鮒“与涉俱 死”，縉绅先生与闾左佣耕共同造反。
秦汉以后——儒表法里
我们知道，秦制后来搞得很不象话，那么这个过程就使得先秦的诸子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原来儒道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到了那个时候就变成道法的 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知道，在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是讲有为的，老子是讲无为的，可是有为、无为，当时你仔细看，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现实观，就是他们 都认为西周那种方法很不错。孔子是积极有为的要恢复那一套东西，就是兴灭继绝，而老子认为以前已经很好了，何必多事，去搞那种争霸图强一统万方的雄心壮志 呢，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但是到了庄周时代，周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到了庄子时代，这个所谓无为，就已经没有了小国寡民的现实根基，就变成了一种所谓顺其 自然，就是顺从现实，于是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道德上的极端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在楚国表现得最明显，楚国后期的政治中有亲齐和亲秦两派。以屈原为代 表的抗秦派儒家成为失势派。
秦朝的统治最后搞得天怒人怨，秦朝灭亡之后，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理论逐渐消失，灭秦起义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都是楚人，楚文化因而一度极有影响，道家 在汉初有很大的影响。入秦后，“秦制”已是现实，而所谓恢复三代仁政、诛除暴君成为新理想。道家在秦亡之后，在法家名声不好时，一度成为汉朝主要的思想资 源。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就逐渐成为一种犬儒主义和强权主义的互补结构，明代的王夫之曾经强调，这个道家它和法家那一套，有很明显的互补关系，统治者越是用 法家的那一套进行统治，老百姓就越容易往道家。其实这句话用我的语言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道家就是讲不要太认真，无可无不可，清代的郑板桥有四个字，很 多人挂在家里，叫做“难得糊涂”。其实这样一种政治结构，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叫做“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 难得糊涂。
于是儒家讲的那一套权责对应，说你对我好我就忠于你，你对我不好我就可以造反，这一套理论就行不通了。我们知道到了汉景帝时代，儒家所谓的革命理论出现了 最后一次阐扬，当时有一个儒生，有一次在汉景帝面前说暴君不仁，大家揭竿而起推翻暴君，这是顺应人心的一种革命行动。当时代表道家的黄生就马上说，这不 对，这个简直是犯上作乱，这怎么能行呢？哪怕暴君他再无道，他也是君啊，你再能干，你也是臣啊，汤武这样做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那儒生就说了，如果说革命就 是犯上作乱，那刘邦岂不是成了乱臣贼子了，汉景帝就觉得很狼狈，如果说革命是很不应该的，汉朝怎么说合法呢？如果说革命是应该的，那现在老百姓革我的命怎 么办？那汉景帝说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争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古儒设想的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小共同体内可以靠亲情达到，在陌生人社会中他认为应该向小共同体那样，但是他也知道这只是应该，如果不这样怎 么办？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如果不这样，那么我可以革命。也就是说你这个君主如果不像父亲一样待我，我当然不像儿子一样孝敬你，我就可以造反。大家知道，革 命这个词最早就出自于儒家中，就是所谓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可以把儒家处理这种问题的观点，用我的话说，就是在家靠亲情、在国靠革命，维持权责对应就是 靠这个。
可是到了秦汉以后，这就不能讲了，尤其是汉景帝时代，汉景帝已经说了这个话不争论，你们不能说，于是大家就不能讲。那么不能讲以后，很多儒家就逐渐变成了 法儒，权责对应的思想为无条件忠君的思想所取代，其中出现了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老实说可以写一本书，我在这里不能多说。第一，汉书中出现了叔孙通制礼， 当时这个现象受到了很多儒者的抨击。叔孙通曾经劝说一帮儒者，为刘邦制作威力，这些儒者断然拒绝，说你这样的趋炎附势之徒违背教礼，你赶快走不要玷污我 们。但是，叔孙通制了这个礼，得到了刘邦的重用。董仲舒今文经学，接受了三纲而欲以“天人感应”吓唬君主，但是董仲舒还是继承了原始儒家的这样一种不放心 君权的传统，那不能讲革命怎么办？我就以天人感应来吓唬君主，说如果君主不好，上天就要示警，而上天示警谁懂呢？我们懂得，我们可以解释上天示警。很多人 这是迷信，它当然是迷信，这个迷信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有人说这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是不是吓唬老百姓？当然是，但是应该说在董仲舒时代，这一套东西主要是 用来吓唬君主的，也就是说在革命不能讲了以后，我们讲天人感应，用那种神神怪怪的东西来吓唬君主，你如果为君不道上天要示警。到了魏晋之后，谶纬之学就被 禁止了。
大家知道宋代的王安石有一句话，天变不怕、老百姓发牢骚也不怕，当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以后的中国就建立了一套所谓儒表法里的一套，说的是儒家，行 的是法家。但是尽管是这样，还是有一些儒家不高兴，实际上这也是儒家一直有的传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发牢骚，不满现实。大家知道，孔子当年就讲过，说现在 这个社会礼崩乐坏简直不象话，我已经没有办法对这个社会寄予希望，我要坐船跑到海外当移民。后来朱熹也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儒表法里这个时代，原初儒 家对法家政治的不满一直还是存在的，二千多年以后到了晚清，正是因为对法家政治的不满，导致了中国最早学习西方的思潮，现在我们往往认为西学和儒学是对立 的，但是在晚清，很多人恰恰是从儒家反法家的立场上，主动的引进西学。我把它称之为引西救儒。
那个时代，人们主张学习西方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认为中国自秦汉之后就礼崩乐坏，好的是三代，而他们往往认为今天的西方就是当年中国的三代。我们知道 晚清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他们往往认为中国的堕落不是从晚清开始，而是从秦始皇就已经开始。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三代的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但是秦 以后就堕落了，现在继承三代盛世的是在西方，中国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蛮夷。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这样。那个时代的这些儒者，有一个特点，他们对我们今天被认为 是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个人本位，自由这些概念，他们往往不太看重，他们看重要的是什么呢？民主、共和，他们把民主、共和理解为古儒所讲的天下为公。因此那 个时代的这些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老实说主要不是船尖炮利，甚至他们认为如果像秦以后的大道之政，船尖炮利反而是有害的。像谭嗣同就有很极端的说法，他 说如果中国不改变这种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传统，那么中国将来如果军队强大了，如果搞不好反而会更糟糕。谭嗣同不是不爱国，而是说中国人要恢复三代的这种文 明，就必须要建立宪政民主。
像这样的一种引西救儒的思潮，在戊戌之前一直是很强大的，包括戊戌变法，从康有为一直到谭嗣同，都是这样一种传统体现。这种传统应该说也有很深的基础，但 是到了戊戌之后就不一样了，戊戌之后为什么不一样呢？原因有很多。我最近强调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影响。大家知道在戊戌之前，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很多都认为 秦以后很糟糕，三代很不错，我们学习西方因为西方很像三代，后来日本人学习西方，他们实现了富国强兵，可是日本人学习西方和当时的中国人正好相反，明治维 新之前的日本，不像秦以后的中国，倒是很像西周。那个时候天皇是没有权力的，日本当时是一个封建体制，也就是类似西周那样的局面，而明治维新在当时的中国 人看来就有一点像是周秦之变，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废封建、立郡县，这是明治维新很重要的内容。整个明治维新，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几乎就是一场在西 方影响下的周秦之变，也就是原来明治之前，日本像中国一样封邦建国，也不怎么样，但是之后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国家就强盛起来了。于是中国人从中学到的， 就是小共同体不利于军国社会，中国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学西方、要复兴法家的那一套。
日本人在引进西学的时候，他们很反儒，但是日本人反儒这绝不是说他们就很赞成民主，实际上很多日本人认为儒学妨碍了皇权，尤其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受到这 个东西的影响。由于日本的成功，又由于戊戌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怪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越来越认为西儒不像儒，反西必反儒，法家 反而成了和西学比较兼容的现象，其中章太炎、鲁迅等等，都有这个特点。其实所谓反儒不反法，就是要解构小共同体，强化国家的力量，而当时的个性解放运动就 主张被理解为一种对小共同体的解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从戊戌到五四，很多人离心目中的自由个性，主要是针对宗族的束缚、家庭的束缚、父权的束缚，因此我 们就看到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对放的印象截然不同。郭嵩焘那一代人对西方的印象是文质彬彬的礼仪之邦，而中国当时被认为是大道执政，但是到了陈独 秀那个时代，西方就被认为是军国社会，特别能打仗，而中国就是太文雅、太儒雅，这是不对的。这时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对西方的评价完全不同。
相反的，对于秦以后的法家那一套，我们知道同样是维新派，谭嗣同死的比较早，谭嗣同认为秦政糟糕透了，可是康有为在1913年，也就是康有为比梁启超要多 活了二十多年，康有为一直到二几年死，但是在1913年就对秦政有一篇高度评价的文章，他把秦政说的简直无比美妙，说废封建实现了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追 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秦始皇都已经给了，那么对由秦开始的这个时代，同样是主张学习西方的这些人，他们的评价却有如此之不同。俄国的确对中国有很深的影响， 尤其是在引进社会主义方面，但是日本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自由主义，中国人引进自由主义很多是借助日本，中国人引进社会主义很多是借助俄国，但是这种引进 都有一个很大的扭曲。很奇怪，法家学说成为两者的共鸣，而儒家和自由民主的西学成为共同的牺牲品。
最后我要说儒家能否欲火重生呢？今天这个问题是非常令人关注的，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些设想。今天我已经不能详细说了，我想把这些问题留在以后，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请大家来批评指正。谢谢。
（本文为秦晖在岭南大讲坛的演讲）
谢谢大家。我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儒家的命运”。大家都知道，儒家在中国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话题了，我要用很短的一个时间，涉及到儒家的原初、历史和现 状，这恐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我今天的演讲，恐怕只能把我关于这些问题的一些看法，以观点的形式直接讲出来，一些具体的论证过程就不在这里做详细介绍 了。但是这不要紧，我讲完之后，双向交流过程中大家有什么不清楚的，或者是有什么质疑的，我们有非常好的机会可以互动。
什么是原初的儒家
原初的儒家，主要是指先秦儒家，到底他们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呢？进入到秦之后，儒家发生了什么样的演变？我把它叫做从“焚书坑儒”到“儒表法里”。第三个问题，我要讲从“引西救儒”到“西儒对立”。现在大家都很关心一个话题，儒家是不是可能获得兴盛？
第一个问题，原初儒家主张什么呢？儒家最早受到官方提倡的汉代，当时就曾经有过一个争论，儒学的宗师到底是谁？现在大家都认为孔子是儒学的第一号宗师，可 是孔子本人，乃至先秦时代的这些儒家，他们一般来说没有把孔子当做圣人，而他们心中是有一个圣人的，这个圣人是“周公”。整个先秦儒学体系中，一而再、再 而三地提到他们的理想是三代，而所谓三代主要是西周。西周那一套东西，在他们看来就是周公奠定的。因此，不管周公在历史上实际上做了什么，我们现在已经无 法详考了，我们不知道儒家讲的那些东西，到底有哪些是由周公真正开创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先秦儒家表述的那一整套价值体系，它是挂在周制的这样一个框架下 论述的。因此，我们谈到儒家就不能不谈周制，尤其是在东汉，古文经学兴起，曾经有一度周公的地位更高，尤其是周礼成为三礼之首。
后来孔子的地位重新被抬高，很高，应该说已经到了宋明理学时代，本来意义上的儒学，它是以宣传三代，或者是宣传西周那些理想作为主要的内容，而以这些理 想，当时被认为是奠基者周公作为尊崇的对象。我们知道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儒家不断在讲，说是周如何如何的伟大，大家知道孔子有一次讲先秦不好，其中就提到说 他好久没有梦到周公了，孔子和先秦时代的其他儒家不断地讲，所谓的三代，“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周鉴于三代，郁郁乎 文哉，吾从周”。“三代”为盛世，为圣治；周公为极盛，为至圣。此后则求“小康”而不可得，而如今则是“礼崩乐坏”。这是儒家主流的看法。后世人认为这是 体现了儒家的批判精神，先秦儒家是不怎么歌功颂德的，到了以后才学会了歌功颂德。先秦时代的儒家精神可以说是非常不满于现状，那么这种不满于现状，褒奖它 的人认为是一种社会批判精神，贬低它的人认为儒家是历史倒退。
大家知道，改革前批儒一顶最大的帽子就是儒家主张历史倒退，说他们整天埋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五四的时候鲁迅先生创造了一个文学形象，叫做“九斤老 太”，整天埋怨现在，什么都不如前。当然鲁迅先生是以此来意指儒学的传统了。不管说它这是历史倒退论也好，说它是社会批判精神也好，总之古儒是一群不满现 状的人，我这里说的是古儒。
孔子号称是“述而不作”，但是我觉得这个话有一点不太准确，其实孔子当然是述了很多，他培养了很多学生，他是一个大教育家，但是孔子的文字贡献应该说也是 相当大，不过他的贡献主要不是著作，而是整理周代的典籍。在这里我要说，很长一个时期，人们的确认为古儒的贡献就是发扬光大西周的文明，那个时候人们并不 太重视孔子自己到底讲了一些什么。
刚才很多先生都问我最近非常火爆的于丹关于《论语》的解说，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其实我说于丹对《论语》的解读是不是准确是一个问题，但是另一个问题， 《论语》在儒家体系中是不是有那么高的地位。在宋明理学兴起前，人们基本上提到的就是六经，当前传统的儒学当然认为孔子讲的话也很好，从司马迁的《儒林列 传》中说到孔子的贡献，根本没有提到《论语》。他说孔子的这些整理，其“辞微而指博”，也就是说孔子本人并不做什么论述，他是通过对西周典籍的整理，在字 里行间体现他的价值追求。
因此，我们说古儒他追求什么呢？我这里倒不是说《论语》这部书就没有它的价值，这部书讲了很多人生的哲理，而且有很多，不管是什么家都是适用的，什么“学 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等，但是作为古儒时代的特点，作为古儒那一套价值观与别人不同的，我这里要强调我们看任何一个学派，都主张要看它跟别人有什么不同。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当然这是很好的，但是这是不是儒家的特点，恐怕就很难说了。那么儒家它的古儒经典就是“六经”，现在六经看到的原本，不管和西 周的东西有多大的距离，至少当时人们都认为这些东西不是孔子的原著，而是孔子整理的西周典籍。因此古儒实际上是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努力复兴西周价值的 这样一个学派。离开了对西周这一套的分析，我们是没有办法认识古儒的。
西周社会的特点——小共同体本位
西周社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说以前我们的历史，对西周社会有很多争论，有人说它是奴隶社会，有人说它是封建社会，有人说它是氏族社会晚期，但是 这些争论更多是以一种以论带史，将西周的事实往现成的理论里套，我就不想涉及这些东西。那么西周这个社会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一个基本的特点，那个时代的 中国人社会组织带有很浓的血亲的性质。孟子有一句话，说理想的社会就是“人各亲其亲，长其长，则天下平”，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服从我们的家长， 这个社会的秩序就好了。《左传》里有一句话，我认为是当时社会组织的一个概括，不管是诸侯国或者是其他的，那就是“率其宗氏，机其分族，将其类丑”，因此 西周是带有很浓厚血亲色彩的族群社会，后来由于社会理论的需要，对这个族群有很多分类，什么氏族、宗族、大家族等等，但是我说这是一种血缘纽带的结合，这 种宗族中存在着一种不同于陌生人社会亲情，同时又存在着不同于现代社会的长幼、嫡庶序列。
但是这种不平等，或者说这种尊卑，它不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熟人社会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毫无疑问不能离开离开血亲组织的亲情，那么那个时候 是不是有大的社会结构呢？比如说那个时候有周天子，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时候的周天子和秦始皇是完全不同的。周天子他下面不是官僚，秦以后有了官僚，但是在 西周这个时代，周天子他直接控制的只是周族的这样一个势力，然后他把周族的一些子弟，乃至于周族结盟的一些，我们称之为友好的氏族的一些人，分封到各地， 然后他们又按照这个原则继续进行分封，因此就形成了一个周天子、诸侯、卿大夫到士的层层分封，这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行政组织，实际上是一个家庭，或者 是一个家族的放大。这种等级关系，实际上相当于一个大家族，辈分、长幼、嫡庶系列，这个意义上周天子的确是受到尊崇，但是这种尊崇主要是伦理意义上，并不 是一个科层组织上的最高首长，这跟秦以后是完全不同的。
怎么理解呢？我们都知道，如果在一个家庭里，“子弟”是必须尊崇“家父”，不能摆脱家父的束缚，就这一点来讲，现代社会的自由、平等这些观念，那个时候不 适用。但是家长对子弟是必须要承担责任的，家长不能任意任免、解雇子弟，这一点跟现在的上下级关系不一样，现在我们的首长是可以任免下属，企业的老板可以 雇佣或者辞退员工，但是父亲能解雇儿子吗？这种纽带你摆脱不了，对双方来说都是摆脱不掉的。也就是说，子弟就是子弟，他对于家父是有依附关系的，不是平等 关系，但是他不是下属部门，更不是奴仆，这是一种亲缘关系。
在亲缘之外，当时也有非亲缘的熟人圈，我们把这个圈子叫做“小共同体”。所谓小共同体，那就是这些人都是互相认识的，他们不是陌生人，他们都是熟人。由于 是熟人，由于他们长期要呆在一起，不断地打交道，因此就带有熟人社会的一些特征，我把它称之为“拟亲缘特征”，虽然他们没有亲缘关系，但是他们有一种拟亲 缘的依附关系。人们处得久了，会有情感纽带，这跟陌生人不一样，如果抛开情感因素，仅仅从经济人的理性关系来说，熟人关系跟陌生人关系也不一样。在经济学 上大家都知道有两个概念，一个叫做信息对称，就是我们是熟人，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彼此都比较了解，而且我们要长期地打交道，而不是一锤子买卖，人一 走茶就凉，不是这样的一种关系，长期打交道就是所谓的反复博弈，你当然就不能一锤子买卖。这和社会扩大了以后不一样，社会扩大了以后我们不认识，都是陌生 人，县太爷就不可能认识我，但是我的父母当然是认识我的，我的直接的小领主也是认识我的。
因此，那个时候除了家属、家族之间的关系外，还盛行一种恩主和门客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具有直接交往的依附关系。说的不好听一点，也就是主奴关系，但是这种主奴关系，因为它是一种长期的依附，所以它是带有某种情感纽带的，或者说是带有温情脉脉的色彩，很难像后世的官僚那样。
我们知道后世的官僚，官僚是腐败的，所谓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等，而且有些官僚管辖很大，和一般的老百姓没有直接的认识，谈不上什么知遇之恩、誓为知 己者死等，在陌生人层面是不存在这样的关系。但是当时的恩主和门客是有这样的依附关系，所以当时有所谓的良禽择木而栖。那个时代，这种所谓的侠客伦理，什 么叫做侠客伦理呢，就是你对我有恩，我就要报答，所谓知遇和报恩之间的伦理很发达。我们知道这种伦理它只能建立在熟人社会，聂政、豫让、要离、专诸乃至荆 轲，均为报恩主知遇而刺国家显贵。
大家都知道一个豫让的故事，这个人也被后世奉为有德者之一，他们往往都是为了报答小共同体中的恩主而去刺杀国家的显贵。那么为什么要去刺杀呢？原因就是据 说这个恩主对他们的确有他们所理解的大恩。比如说大家都知道豫让的故事，豫让付出极大的牺牲谋杀赵相子，有一次赵相子抓住了他，说你不是只有一个主人，这 之前你还投奔过其他的人，但是这些人都被智伯杀害了，为什么你现在这么做呢？豫让回答说，“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众人遇我，我故众人报之。至于智 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
这样的一种关系，它在熟人圈中的确容易形成，但是在陌生人中就比较难形成。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我们知道它有几个很重要的特点。第一，亲亲高于尊尊，也就 是说熟人之间，小共同体内部的这种关系，高于陌生人之间的关系。孟子说“爱有差等”，他非常反感墨子的主张，孟子是主张爱有差等，人各亲其亲、长其长，我 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家长，都有我们的亲人。至于我们的家长，他自己又有家长，我们的主人又有主人，主人的主任的主人，一直到周天子，但是周天子和我没有关 系，诸侯和我也没有关系，和我有关系的就是我的主人。我们知道，这是封建社会的，我这里讲的封建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就是古汉语中的封建，欧洲中世纪差不 多也是这样的状况。大家知道，欧洲中世纪有两句话，一句是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还有一句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
周天子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诸侯要尊重周天子，诸侯也是要尊重的，但是主要是卿大夫要尊重诸侯。后世很难理解孔子说的“尊王”是什么意思。大家知道，孔 子是非常不满春秋战国时代诸侯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可是后来有人说孔子的“尊王”是假的，为什么呢？明治维新时期，很多日本学者曾经骂孔子，说孔子不忠， 为什么这样说呢？他们说你看，孔子周游列国，他就没有忠于那一个国家，他不忠于诸侯嘛，谁愿意用他，他就到哪里去。那么，他忠不忠于周天子呢？那些人也说 他不忠于周天子，他周游列国，到了离周天子很近的地方，为什么就不去朝见周天子，而去见诸侯？
其实，我觉得你要了解当时所谓“尊王”是什么意思，就会知道孔子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孔子当时主张的就是诸侯不尊王，陪臣不尊重诸侯，乃至一般的老百姓不尊 他们自己的家长，至于你不是诸侯，实际上你是没有尊王的义务，孔子本人不是诸侯，甚至也不是卿大夫，所以用不着去朝拜周天子。但是诸侯不朝拜周天子，受到 他的强烈批评，陪臣不尊诸侯，也受到他的强烈批评，但是他自己不是陪臣，所以他自己可以没有诸侯这样的义务。因此孔子的“尊王”，和我们后世秦以后讲的忠 君爱国，完全不是一回事。
正因为这样，所以先秦的这些儒者，他们都有很多言论，说孝比忠更重要，我可以为父亲而得罪皇上，绝不能因为皇上而得罪父亲，“为父绝君，不为君绝父”。齐 国的国王曾经问一个儒者，说皇上和父亲哪一个更重要，这个儒者回答父亲更重要。鲁国有一个人去打仗，每次都开小差，孔子就问为什么，那个人说我是独子，我 如果战死了，就没有人对我父亲尽孝了，所以我不能为国战死。孔子说这个人道德高尚，然后他向鲁君推荐，说你看这么道德高尚的人不重用，你重用谁啊？
大家知道，那个时候在小共同体的本位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这个方面最极端的一个例子就是伍子胥，大家知道伍子胥的父亲被国王杀害了，伍子胥为了报父仇， 甚至可以引进敌国的军队，把自己的祖国给灭掉，楚平王已经死了，还挖出来掘墓鞭尸。但是伍子胥在那个年代被公认是贤人，没有人认为他这样做不应该，而且很 多儒者把伍子胥当做是有德者。像这样的现象，在当时那个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是非常容易理解的，而且这种价值，也的确可以维系当时的社会。我不尊重周天 子，只要诸侯尊重周天子，这没有什么关系，周天子他也指挥不动我，周天子也不可能任免诸侯，大家知道诸侯要尊重周天子，但是诸侯并不是官僚，诸侯并不是周 天子能够任免的，诸侯是世袭的，这就相当于父亲不能任免儿子是一样的道理。
大家都知道，传统儒家是主张性善论的。关于性善论，政治家、哲学家、社会学家有无数的争论，但是我觉得这个问题，老实说根本不是一个从逻辑和经验上能够讨 论的问题，因为如果你要举例子，这个社会上性善、性恶的人都有，比如有人说有雷锋同志，那性恶论是错的，还有人说有王宝森，那性善论也是错的。这个争论是 没有意义的，一个社会一定有性善的也有性恶的，但是把古儒的性善论，放在那个小共同体血缘亲情中理解，其实是非常好理解的，人是不是与人为善呢？陌生人很 难说，但是亲人中间，甚至你不能说是一种人性，连动物都是这样，虎毒不食子嘛，这可以说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所以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谈性善那是很自 然的事情。
既然你假定是性善，那么你当然就会相信教化的重要，人都是会学好的，相信伦理的重要，相信我可以推荐好人，所谓荐贤制。而且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小共同体 中的评价，也就是说你所在的熟人社会对你的评价，这就是儒家经常讲的乡举里选。那个时候，评价人很重视你在村子里，在你所在的这个熟人圈子里有没有德望， 有没有人缘，是不是德高望重，这一点很重要。后世就不一样，比如说科举考试，完全就不考虑这些，那就只要是文章写得好就行，至于你在当地是不是德高望重， 乡举里选已经没有了。在一个大国家内，我们说凭道德取人很难，但是在小共同体本位的条件下，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性善论、教化论、乡举里选等，在小共同体 本位的条件下，它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
第三，那就是权利和责任的对应。这里我要说儒家没有平等的观念，但是儒家说的那种上下、尊卑是和责任对应的，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句话，儿子要尊重父亲，但 是父亲一般来说对儿子都是有责任的，有养育之恩。老实说，即使是现代社会也是这样。那么这种权责对应，我们知道在陌生人社会中，它是很难仅仅靠道德来维持 的。但是在熟人社会中，尤其是在亲人中，往往血缘亲情就可以保证权责对应，而不需要特别设置制度约束。比如像现在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国家需要民主？为什么 国家需要宪政？那就是没有这个东西，你无法保证统治者滥用权力，无法保证统治者不负责任。但是，我要说，即使是盛行宪政民主理念的西方，大概也没有谁会主 张在一个家庭内部，父亲要靠民主选举产生，或者在家里要搞三权分立，西方也是没有的。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如果共同体足够小，亲情就可以解决问题，但是大了 就不行，陌生人社会那就不行。可是在小共同体中，不需要制度约束，这个亲情、伦理可以解决问题。
儒家所设想的社会秩序，就是一种温情脉脉的父权负责的统一体，父亲有权利，但是也有责任，就是我说的父亲不能开除儿子，父亲就是要养儿子，你对子弟负有责 任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儒家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要像一个君，臣才能像一个臣；父要像个父，子才能像个子。原始儒家虽然讲君权父 权，但是并不等于绝对专制，相反从权责对应原则中，可以推出来那就是你不尽责，你的权力就没有合法性，君不君则臣不臣，父不父则子不子，说得简单一点，你 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我前面说的豫让那句话，你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你。那个时候人们说尊君，尊重自己的主人，是以主人尽责任为前提，如果你不尽责任，我 没有什么理由要尊重你。因此古儒就有我们所谓的民本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是有没有坏父亲呢？当然有，但是毕竟比较少，绝大多数的父母都 是爱子女的，把子女当做奴隶来买卖的，这种有，但是的确比较少。可是到了陌生人社会，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儒家反反复复的说，君要向父亲学习，臣要向儿子 学习，君臣应该向父子学习，但是这只是应该而已。儒家自己也知道这往往是做不到的，做不到怎么办？他们当时没有设想出一种民主选举、三权分立的做法，但是 他们设想就是做不到我就不承认你。不过如果这种做法真要实行，这个社会不容易稳定，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不停的造反嘛，出现一个坏皇帝，我们就造一次反，这个 社会要付出很大代价，所以后来的民主制度，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制度安排，我们可以通过一种制度的约束，建立权责对应。
西周价值的破灭导致儒家的产生
我们可以说儒家从周，孔子述而不作，毕生精力用以整理周籍，这体现了儒家与周制的密切关系。但是在西周并没有儒家，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当一种价值、一 种规则普遍的被认为是常识时，人们不需要为它进行论证和辩护，比如说现在如果有一个人写长篇大论的文章讨论人为什么要吃饭，我想大家都会认为这个人有神经 病，这根本不用讲，谁都知道人是要吃饭的。在族群社会比较稳定的时候，人们都习以为常，没有产生儒家的必要。现在我们讲和谐社会讲得很多，原因就是因为我 们这个社会有不和谐的地方，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是已经非常和谐了，老实说那个时候的人们大概就不讲和谐社会了，更没有所谓建设和谐社会的说法了。
讲和谐社会就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还有很多不和谐，儒家也是一样，在西周没有儒家，因为那一套东西，当时是习以为常，没有必要把它理论化。但是到了春秋战 国，已经不行了。小共同体本位那一套东西已经处在礼崩乐坏的局面，因此那个时候捍卫古制的人，就需要把古制理想化、理论化，以求“兴灭继绝”，因此就产生 了儒家。因此我们可以说古儒，是在族群社会崩解的时候，当时人们为了把一部分，维护族群时代的价值观念的人，把当时的理念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这样的一 个学派。这个学派出现时，这一套制度已经不行了，两个因素。一个是铁器牛耕的出现，小共同体内部出现了个体性，个体耕作、个体经济开始成为可能。另外一个 方面，在外部，大家知道春秋战国是一个兼并时期，兼并战争就要求国家集中人力、物力，一切为了战争，那个时代是一个所谓军国时代。抗日战争时期，军国主义 成为贬义词，但是在清末到五四时期，军国社会是一个褒义词，晚清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要富强，要建设军国社会，春秋战国就是一个军国社会，军国社会国家要集 中人力、物力，要强化它的权力，这让小共同体的自治就显得不可能。于是国家主义和国家利用伪个人主义来解构小共同体，那个时候的君主就很喜欢强调你要忠于 我，而不能忠于你的父亲，就是强调忠高于孝，而不是孝排第一。那个时候的法家骂儒家，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儒家影响下会造成一种现象，人们勇于思斗、怯于思 战，为自己的家族、小共同体而斗，大家知道伍子胥就是勇于思斗，因为他要为父亲报仇，还有刚才提到的豫让、荆轲等等，所谓思斗不是为了自己，而是说为了小 共同体。那么人人都为小共同体，这个国家就无法统和，因此他们说儒家造成的后果是勇于思斗、怯于思战，所谓思战，就是要让这些人为国家、为君主打仗。
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就产生了。我们说儒家很有意思，其实你看孔孟和他的那些弟子，好多都不是贵族，孔子本身他的祖先是宋人，他的祖先是从宋移居过来，他 的早年相当的落魄，而且他的学生中什么人都有，也有做商人的，比如说颜回，他最欣赏的学生，据说是居住在陋巷，肯定是一个穷人。但是很奇怪的是，这些平民 自认为当时的贵族已经堕落了，而复兴贵族精神的使命寄托在他们这帮平民的身上。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把它称之为力图挽救贵族传统的平民先知。
先秦之后——从“焚书坑儒”到“儒表法里”
儒家与法家的不同
当时的古儒是和春秋战国时候的历史潮流格格不入的，当时法家要想统一，儒家是认为就是要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而且认为应该恢复到西周时代的八百诸侯的 小共同体时代。孟子说“国虽百里可王也”，国家为什么要搞那么大？他们以一种王道，所谓王道，就是我前面讲的长者政治，父权和父责相对应，他们以王道反对 霸道，霸道是强者政治，以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现在有些人说儒家主张专制主义，还有人说儒家有很早的民主精神，比如说民贵君轻。其实在我看来，我这里说 的是古儒，儒家他们的理想，应该说不是专制帝制，秦始皇那样的绝对不是他们的理想，但是当然他们也没有民主的理想，他们理想的政治就是贵族政治，所谓周 制，就是一种贵族政治，用贵族政治反对官僚政治。
在传统时代，其实贵族政治本身是对君权的一种制约，而且贵族政治在适当的历史时期，往往可以成为宪政和民主产生的土壤。前一段时间热播的《大国崛起》中， 我们看到英国的所谓大宪章，大宪章是怎么一回事，就是贵族政治，贵族限制了王权，就产生了大宪章。所谓如果要说贵族政治，它对限制君权有一定的政治作用， 乃至在一定的适当时期，对产生民主是有一定的帮助，但是并不是说儒家就主张民主，这完全是不同的。
我们要看一下当时的儒家反对什么，当时的儒家反对过很多，但是他们最激烈反对的，在孟子那个时代，就是杨墨两家。孟子激烈地批判，认为他们就是禽兽，认为 杨墨两家是禽兽也，为什么杨墨两家令他那么愤怒呢？原因是杨子鼓吹个人主义，墨子鼓吹普适主义，这两者都对小共同体构成威胁。孟子在批杨墨的时候，提到一 句话，“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这句话后来有人叫做“杨进墨远”，成为很多人讨论的焦点。按照后人的解读，人们往往认为墨家是过分的理想主义，号 称是为了天下我可以舍身往死，孟子为什么会认为杨子比墨子的错误还小一点呢？其实我觉得，从孔孟那个时代，儒者的小共同体本位立场看，这是很自然的。因为 所谓的“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实际在当时讲的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应该不应该，而是指谁有权利，拔一毛以利天下，那是好事嘛，谁认为不应该呢？其实杨朱 也不认为不应该。但是关键在于，应该不应该是一回事，这个权利归谁，谁有权利拔我一毛又是一回事。老实说，如果我愿意何止拔一毛，为天下我可以抛头颅洒热 血，但是前提是我愿意。你能不能以利天下为由，拔我一毛呢？如果可以那是什么道理？那是因为一毛很小、天下很大是吗？如果这个理论能成立，我同样可以为天 下折你一臂，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你一头，我同样可以以利天下为由，杀掉十万个人、一百万人，因为跟天下相比，他们都是少数，我甚至可以以利51%的 人为由，杀掉49%的人，那还得了吗？
这个问题的核心，不是拔一毛以利天下该不该为，而是谁有权利为的问题。谁有权利为呢？杨子说我有权利，我的一毛我来作主，你们谁都不能以什么理由来剥夺我 的权利。我如果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是我的事，但是你不能说以大理想，就将我的权利剥夺掉。墨子说不行，为了天下你就是应该做出牺牲。孟子认为这两者都不 合适。赵歧有一个解释，他说虽然杨朱为己爱身，这不太符合儒家说的我们要以小共同体为本，但是他说杨朱尚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之义。在孟子看来， 你的一毛不属于你，这是他不同意杨朱的，但是也不是属于国王，也不属于国家，你的一毛属于谁呢？属于你的父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所以如果没有父母的同 意，你没有权利去拔或者不拔你的一毛。
拔一毛以利天下不是不该为，而是不敢为，在孟子看来你没有这个权利，你的一切不是属于自己个人，不是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小共同体。所以墨子没有父母，在孟 子看来大逆不道。杨子他爱护自己的一毛，如果是基于父母的意愿，这当然是好的，但是如果是为了自己的意愿，那当然就不行。因此在这个方面，孟子认为杨墨都 是邪说。当时的儒家的一个特点，在小共同体受到冲击，一方面是国家主义，一方面是伪个人主义兴起的局面上，他是在两面作战，可是后来人们就发现，周制衰亡 以后，其实兴起的不是杨子的那一套，也不是墨子的那一套。杨朱讲的个人主义，就是讲个人自己，他不是说为了皇帝我可以六亲不认，不是爹亲娘亲不如皇帝亲， 不是讲这个，但是这一套后来不适用。墨子说的是兼爱非攻，这一套民本的普世主义也是行不通的。实际上杨墨两家都随着周制的衰亡而逐渐的湮没，那个时候却兴 起了一种军国主义，为了君主的利益打破族群的认同，说的简单一点，就是爹亲娘亲不如皇上亲，为了皇上我可以六亲不认，那么这样的一种现象，在小共同体内 部，你好像觉得他是一种反父权，是一种个人解放，但是那一种个性解放是伪个性解放，这两种东西都开始出现。
这两种趋势的代表，就是战国时候兴起的法家。我们知道毛主席七十年代很强调法家，毛主席很喜欢法家，这一点该怎么评论，我们以后再说。但是毛主席当时这么 说，不是一点根据没有，因为当时的确在先秦诸子中，儒法这一对对立，应该是比较突出，这是不错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任何方面，法家都是和儒家对立。儒家讲性 善论，那是建立在宗族、血缘天然亲情上，而法家是讲国家主义，或者说讲绝对君权，说的简单一点，法家认为为了皇上可以杀爹、杀娘，可以出卖老师，可以六亲 不认，可以干种种在儒家看来很大逆不道的事情。
法家为了实现这一点，他就要千方百计地淡化亲情，儒家说人各亲其亲、长其亲，法家则提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说的简单一 点，你们每个人都听家长的，谁听我的？那我皇权不就被架空了？所以你们都应该听我的，叫你们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了否定亲亲、性善之说，《韩非子》甚至说， 所有的人都是不可信的，根本就没有亲情这一回事，连父子、夫妻都不可信，其他还有什么亲情可言呢？在这里我要讲，以前很多著作说西方文明是一种性恶论的文 明，中国文明是一种性善论的文明，其实照我看，古今中外我阅读范围内，最极端的性恶论就是法家的，要比任何西方著作中，当然我的阅读范围有限，也许别人能 够找到更极端的，但是我没有看到。
我们大家知道，现在我们讲西方性恶论讲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霍布斯说的“人对于人是狼”，但是他从来没有把性恶论引入熟人社会，甚至是亲情社会。霍布斯说 人对于人，是一个事实判断，而不是一个价值判断，但是我们的韩非同志，在这两点上比霍布斯要突破得多。韩非讲，老婆对于丈夫都是狼，父亲对于儿子都是狼， 他们都是自私的，你别相信什么亲情。好了，这是性恶论可以进入到亲人领域，而且性恶论还可以成为一种价值判断，也就是说人们不仅事实上性恶，而且你也应该 性恶，因为你性恶有利于君主的统治。为什么呢？你自私，第一你怕死，怕死我就可以威胁你。第二你贪钱，我就可以利用你。法家最喜欢讲得就是赏罚，所谓赏， 就是以利诱之，所谓罚，就是以威胁之。但是如果有人不怕死，又不爱钱怎么办呢？儒家说最好是亲邦，明代的于谦有一句话，怎么治国呢？很好办，只要文官不爱 钱、武官不怕死。但是这在法家看来，是很迂腐的。
韩非说，所有人正是因为有人性的弱点，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弱点，把你们都治得服服帖帖。但是如果你超越了这个人性弱点，那就难了，一个人如果既不图富贵 又不怕杀头，在韩非看来就有造反的危险。所以他说，“若为此臣者，不畏重诛，不利重赏，不可以罚禁也，不可以赏使也，此谓之无益之臣也，吾所少而去也”。 秦汉时代出现一个现象，人们有伪恶，也就是说你实际上不是那么坏，但是你要不得不表现得比较坏，否则你就很难征服。
我们知道一个最有名的例子，萧何，据说这个人刘邦很信任他，刘邦在外打仗萧何是丞相，但是后来有人说后方人非常认同萧何，是一个孔繁森式的好干部，大公无 私，道德高尚，很了不得。这个刘邦一听，脸就掉下来了，萧何听到这种反应，顿时就感到很恐怖，因为他知道，这样一来他就很危险了。于是他就怎么样呢？马上 就贪赃枉法一把，然后欺男霸女，大家纷纷向刘邦告状，说萧何简直不象话，做了这么一些事，刘邦听了以后说原来萧何也不过如此，他没有什么抱负，这个人我是 能够搞定的。于是萧何就还是当他的丞相了。
像这样的事情，你要说虚伪也是虚伪，但是我觉得这是两种不同的虚伪，你不那么善的人你要表现得很善，这是一种虚伪，你不那么坏的人要表现得很坏才能生存，这也是一种虚伪。这两种虚伪，那一种更坏呢？当然也可以去讨论一下。
大家都知道，法家有很多观念非常现代，比如说早在两千年以前，他就已经有了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想法，说以前的人尊重有道德的人，现在的人尊重有权力的人，所 以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要进行权力的竞争，任何制度设计、任何制度安排，都是要以保证君权至上为核心。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政治是伦理本位的，我要说中国的政治其 实根本不是伦理本位，而是一种权力中心主义，不是伦理中心。
法家的成功——秦统一与焚书坑儒
法家的这一套，我们大家知道，的确它取得了成功，秦的统一就是一个例子。秦统一以后，乃至在秦统一之前，整个战国时代，一直到秦汉，中国社会出现了持续四 百多年的法家化过程，这的确将西周的那种小共同体本位社会完全改变了模样。改变到了什么样的地步呢？第一是瓦解小共同体；第二，扬忠抑孝，鼓励大义灭亲。 但是我们前面已经说了，法家实际上是性恶论。他所谓的大义灭亲，其实他自己也不怎么相信大义。他说的大义灭亲，实际上是用现实的利害来促使人们去趋炎附 势，为了专制皇权而解构小共同体。比如法家提倡告亲，而且提出了很多奖赏。秦律有很多规定，大家知道，秦是非常提倡告密的时代，而且尤其提倡亲人之间的告 密。秦是严刑峻法的，但是秦有一个很奇怪的规定，你犯了罪就要抄家没产，但是如果妻子告发了丈夫，那么妻子的财产可以不被没收，只没收老公的财产。有人 说，这简直现代化到家了，这好像已经做了婚前财产公证了，老婆的财产、老公的财产怎么分得清楚了，现在都分不太清楚了，但是在秦始皇时代他认为是可以分清 楚的。如果老公告发了老婆，那老婆的财产还可以用来奖赏老公。
我们看到一个现象，它的财产关系好像很现代，已经达到了根本不承认家族财产，他认为这个财产都是个人的。所以我们可以理解一方面，法家非常强调国家的经济 垄断，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又看到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以前的历史有一个说法，商鞅变法实现了所谓土地私有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法家到底是喜欢私有制，还 是喜欢国有制呢？其实我觉得道理很简单，法家喜欢针对小共同体的私有制，也就是说一个家族内六亲不认，将祖田祖产搞光了，这个很好了，前提是如果国家要征 收不能反抗，但是如果在家族内部搞个体化，这是鼓励的。
几百年的强制反宗法改造的确不可小看。汉儒曾经这样批评，今天也有认为中国道德很优越的人，认为西方现在很没落，现在西方六亲不认了，儿子到父亲家吃饭还 要交钱的，你看西方已经是堕落了。但是当年的儒家，对法家统治下的秦也有类似的评价：儿子借父亲一把锄头，父亲的脸色便很难看；母亲来儿子家借个扫帚簸 箕，儿子一家便骂骂咧咧。媳妇生了男孩便得意洋洋，不把公公放在眼里，婆媳一语不合，便反唇相讥。今天的西方，实际上绝大多数西方人，儿子到父亲家吃饭还 是不交钱的，亲情、天伦之乐在他们那里一点也不比我们这里少，但是如果要说六亲不认，这个法家统治下的确也是这样。
这样的一种氛围，也有一种好处，就是它打破了小公共体的界限，使国家能够一竿子插到底，谁都不能听家族的，只能听我的，因此这个国家有很强的动力，秦统一 以后，搞的重点工程无数，当然搞得太过分了，后来就垮了。中国曾经有过一个时候，小共同体被解构得非常厉害。像秦那个时代，可以说这个社会不仅没有什么宗 族，甚至连姓连名都没有，你看现在留下来的很多秦代文字材料，这些人他们表明他们的身份，第一你要有名字，第二你要有户口所在地，秦非常重视户口所在地， 这一点是秦汉两代都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没有户口活不下去的。商鞅就是一个例子，他逃亡结果旅店说你没有证明我不敢收你，于是他就逃不掉了。当时秦人要确 定身份，要知道一些什么呢？第一要有名，秦代的墓志瓦文中可以看出来，还要有你的籍贯，包括乡和里，那个时候的乡和里其实就相当于现在的一个小自然村、一 个生产队。所谓那一个乡和里，是你的户籍在那里，你本人可能不在那个地方，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户籍所在地。第三，你要有一个国家确定的身份，也就是说国家 当时把所有的国民都设立了一个等级，就是所谓二十等人，每一个人必须注明你是什么。第四，你必须注明你对国家负的义务，比如说你正在为国家服刑、正在为国 家打工等。所以在秦代的墓志瓦文，就相当于那个时代人的名片了，你看他们的记载，一个人叫做平阴居赀北游公士滕，他是北阴县北游里人，国家给他的爵位是公 士，他当时的身份就是居赀，用做苦工来抵偿欠国家的，这种人的身份叫居赀。
儒家面临这样一种大变，它是一种什么样的境况呢？我们知道当时的儒家，曾经有过一个和法家冲突很厉害的时候，最极端的一个表现就是所谓的焚书坑儒。我们今 天所讲的焚书坑儒，是经过后世儒家的图解，后世儒家强调焚书坑儒，好像只是针对儒家，其实当然不是。焚书坑儒是针对诸子百家，但是的确主要是针对儒家，这 一点我就不多做证明了。而那个时候，儒家的确也对这种现象非常抵触，从焚书坑儒那个时代，所谓诸儒以古非今，包括孔子的后代，孔子的八世孙孔鮒“与涉俱 死”，縉绅先生与闾左佣耕共同造反。
秦汉以后——儒表法里
我们知道，秦制后来搞得很不象话，那么这个过程就使得先秦的诸子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首先原来儒道之间的关系比较密切，到了那个时候就变成道法的 关系比较密切。我们知道，在孔子和老子的时代，实际上孔子是讲有为的，老子是讲无为的，可是有为、无为，当时你仔细看，其实他们都有一个现实观，就是他们 都认为西周那种方法很不错。孔子是积极有为的要恢复那一套东西，就是兴灭继绝，而老子认为以前已经很好了，何必多事，去搞那种争霸图强一统万方的雄心壮志 呢，小国寡民不是很好吗？但是到了庄周时代，周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到了庄子时代，这个所谓无为，就已经没有了小国寡民的现实根基，就变成了一种所谓顺其 自然，就是顺从现实，于是出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道德上的极端相对主义。这种相对主义，在楚国表现得最明显，楚国后期的政治中有亲齐和亲秦两派。以屈原为代 表的抗秦派儒家成为失势派。
秦朝的统治最后搞得天怒人怨，秦朝灭亡之后，法家那一套赤裸裸的理论逐渐消失，灭秦起义的陈胜、吴广、刘邦、项羽都是楚人，楚文化因而一度极有影响，道家 在汉初有很大的影响。入秦后，“秦制”已是现实，而所谓恢复三代仁政、诛除暴君成为新理想。道家在秦亡之后，在法家名声不好时，一度成为汉朝主要的思想资 源。以后在中国历史上，就逐渐成为一种犬儒主义和强权主义的互补结构，明代的王夫之曾经强调，这个道家它和法家那一套，有很明显的互补关系，统治者越是用 法家的那一套进行统治，老百姓就越容易往道家。其实这句话用我的语言来讲，我们大家都知道，道家就是讲不要太认真，无可无不可，清代的郑板桥有四个字，很 多人挂在家里，叫做“难得糊涂”。其实这样一种政治结构，用王夫之的话来说，叫做“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 难得糊涂。
于是儒家讲的那一套权责对应，说你对我好我就忠于你，你对我不好我就可以造反，这一套理论就行不通了。我们知道到了汉景帝时代，儒家所谓的革命理论出现了 最后一次阐扬，当时有一个儒生，有一次在汉景帝面前说暴君不仁，大家揭竿而起推翻暴君，这是顺应人心的一种革命行动。当时代表道家的黄生就马上说，这不 对，这个简直是犯上作乱，这怎么能行呢？哪怕暴君他再无道，他也是君啊，你再能干，你也是臣啊，汤武这样做是绝对不能允许的。那儒生就说了，如果说革命就 是犯上作乱，那刘邦岂不是成了乱臣贼子了，汉景帝就觉得很狼狈，如果说革命是很不应该的，汉朝怎么说合法呢？如果说革命是应该的，那现在老百姓革我的命怎 么办？那汉景帝说了，最好的方法就是不争论，“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
古儒设想的是一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在小共同体内可以靠亲情达到，在陌生人社会中他认为应该向小共同体那样，但是他也知道这只是应该，如果不这样怎 么办？他们给出的答案就是如果不这样，那么我可以革命。也就是说你这个君主如果不像父亲一样待我，我当然不像儿子一样孝敬你，我就可以造反。大家知道，革 命这个词最早就出自于儒家中，就是所谓的汤武革命顺天应人。我可以把儒家处理这种问题的观点，用我的话说，就是在家靠亲情、在国靠革命，维持权责对应就是 靠这个。
可是到了秦汉以后，这就不能讲了，尤其是汉景帝时代，汉景帝已经说了这个话不争论，你们不能说，于是大家就不能讲。那么不能讲以后，很多儒家就逐渐变成了 法儒，权责对应的思想为无条件忠君的思想所取代，其中出现了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老实说可以写一本书，我在这里不能多说。第一，汉书中出现了叔孙通制礼， 当时这个现象受到了很多儒者的抨击。叔孙通曾经劝说一帮儒者，为刘邦制作威力，这些儒者断然拒绝，说你这样的趋炎附势之徒违背教礼，你赶快走不要玷污我 们。但是，叔孙通制了这个礼，得到了刘邦的重用。董仲舒今文经学，接受了三纲而欲以“天人感应”吓唬君主，但是董仲舒还是继承了原始儒家的这样一种不放心 君权的传统，那不能讲革命怎么办？我就以天人感应来吓唬君主，说如果君主不好，上天就要示警，而上天示警谁懂呢？我们懂得，我们可以解释上天示警。很多人 这是迷信，它当然是迷信，这个迷信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有人说这是用来吓唬老百姓的，是不是吓唬老百姓？当然是，但是应该说在董仲舒时代，这一套东西主要是 用来吓唬君主的，也就是说在革命不能讲了以后，我们讲天人感应，用那种神神怪怪的东西来吓唬君主，你如果为君不道上天要示警。到了魏晋之后，谶纬之学就被 禁止了。
大家知道宋代的王安石有一句话，天变不怕、老百姓发牢骚也不怕，当然你就可以为所欲为。于是，以后的中国就建立了一套所谓儒表法里的一套，说的是儒家，行 的是法家。但是尽管是这样，还是有一些儒家不高兴，实际上这也是儒家一直有的传统，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发牢骚，不满现实。大家知道，孔子当年就讲过，说现在 这个社会礼崩乐坏简直不象话，我已经没有办法对这个社会寄予希望，我要坐船跑到海外当移民。后来朱熹也说过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儒表法里这个时代，原初儒 家对法家政治的不满一直还是存在的，二千多年以后到了晚清，正是因为对法家政治的不满，导致了中国最早学习西方的思潮，现在我们往往认为西学和儒学是对立 的，但是在晚清，很多人恰恰是从儒家反法家的立场上，主动的引进西学。我把它称之为引西救儒。
那个时代，人们主张学习西方有几个特点。第一，他们都认为中国自秦汉之后就礼崩乐坏，好的是三代，而他们往往认为今天的西方就是当年中国的三代。我们知道 晚清那些主张学习西方的人，他们往往认为中国的堕落不是从晚清开始，而是从秦始皇就已经开始。按照郭嵩焘的说法，三代的时候中国是全世界最文明的，但是秦 以后就堕落了，现在继承三代盛世的是在西方，中国现在几乎已经变成了蛮夷。按照他的说法就是这样。那个时代的这些儒者，有一个特点，他们对我们今天被认为 是自由主义核心价值的个人本位，自由这些概念，他们往往不太看重，他们看重要的是什么呢？民主、共和，他们把民主、共和理解为古儒所讲的天下为公。因此那 个时代的这些人，他们主张学习西方，老实说主要不是船尖炮利，甚至他们认为如果像秦以后的大道之政，船尖炮利反而是有害的。像谭嗣同就有很极端的说法，他 说如果中国不改变这种秦始皇以来的专制传统，那么中国将来如果军队强大了，如果搞不好反而会更糟糕。谭嗣同不是不爱国，而是说中国人要恢复三代的这种文 明，就必须要建立宪政民主。
像这样的一种引西救儒的思潮，在戊戌之前一直是很强大的，包括戊戌变法，从康有为一直到谭嗣同，都是这样一种传统体现。这种传统应该说也有很深的基础，但 是到了戊戌之后就不一样了，戊戌之后为什么不一样呢？原因有很多。我最近强调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影响。大家知道在戊戌之前，主张学习西方的人很多都认为 秦以后很糟糕，三代很不错，我们学习西方因为西方很像三代，后来日本人学习西方，他们实现了富国强兵，可是日本人学习西方和当时的中国人正好相反，明治维 新之前的日本，不像秦以后的中国，倒是很像西周。那个时候天皇是没有权力的，日本当时是一个封建体制，也就是类似西周那样的局面，而明治维新在当时的中国 人看来就有一点像是周秦之变，最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废封建、立郡县，这是明治维新很重要的内容。整个明治维新，在当时很多中国人看来，几乎就是一场在西 方影响下的周秦之变，也就是原来明治之前，日本像中国一样封邦建国，也不怎么样，但是之后废封建、立郡县，这个国家就强盛起来了。于是中国人从中学到的， 就是小共同体不利于军国社会，中国要富国强兵，就必须学西方、要复兴法家的那一套。
日本人在引进西学的时候，他们很反儒，但是日本人反儒这绝不是说他们就很赞成民主，实际上很多日本人认为儒学妨碍了皇权，尤其是后来的日本军国主义受到这 个东西的影响。由于日本的成功，又由于戊戌以后中国民族危机的深化，这就产生了一个很怪的现象，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越来越认为西儒不像儒，反西必反儒，法家 反而成了和西学比较兼容的现象，其中章太炎、鲁迅等等，都有这个特点。其实所谓反儒不反法，就是要解构小共同体，强化国家的力量，而当时的个性解放运动就 主张被理解为一种对小共同体的解构，说的简单一点，就是从戊戌到五四，很多人离心目中的自由个性，主要是针对宗族的束缚、家庭的束缚、父权的束缚，因此我 们就看到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他们对放的印象截然不同。郭嵩焘那一代人对西方的印象是文质彬彬的礼仪之邦，而中国当时被认为是大道执政，但是到了陈独 秀那个时代，西方就被认为是军国社会，特别能打仗，而中国就是太文雅、太儒雅，这是不对的。这时两代人都要学习西方，但是对西方的评价完全不同。
相反的，对于秦以后的法家那一套，我们知道同样是维新派，谭嗣同死的比较早，谭嗣同认为秦政糟糕透了，可是康有为在1913年，也就是康有为比梁启超要多 活了二十多年，康有为一直到二几年死，但是在1913年就对秦政有一篇高度评价的文章，他把秦政说的简直无比美妙，说废封建实现了人人平等，法国大革命追 求的自由平等博爱，秦始皇都已经给了，那么对由秦开始的这个时代，同样是主张学习西方的这些人，他们的评价却有如此之不同。俄国的确对中国有很深的影响， 尤其是在引进社会主义方面，但是日本的影响也很大，尤其是自由主义，中国人引进自由主义很多是借助日本，中国人引进社会主义很多是借助俄国，但是这种引进 都有一个很大的扭曲。很奇怪，法家学说成为两者的共鸣，而儒家和自由民主的西学成为共同的牺牲品。
最后我要说儒家能否欲火重生呢？今天这个问题是非常令人关注的，我在这里提出了一些设想。今天我已经不能详细说了，我想把这些问题留在以后，现在还有一些时间，我想请大家来批评指正。谢谢。
（本文为秦晖在岭南大讲坛的演讲）
北大秀才的人格分裂——从张承志和余杰的“日本论”说开去 作者：郑若思
出身北大的作家中，张承志（生于1948年，1975年毕业于历史系考古专业和余杰（生于1973年，2000年中文系硕士毕业）无疑是尽领风骚的两个。尽管这两人相差二十五岁，从成长背景到理念都完全不同，张承志自诩的泛道德主义与余杰自诩的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看起来毫无共通之处，甚至有点水火不容，余杰成为张承志最严厉的批判者之一，可能缘由在此。然而当这两人谈及日本的文章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从中却浮现出极其相似的逻辑混乱。
张承志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稀有的懂日语、并有在日本长期生活经验的人，作为一个了解当代日本的作家，张承志向国人传达了些什么信息呢？只听他在《日本留言》中故弄玄虚地大喝一声：“我总觉得，做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还好，笔者是一个对日本红军有些了解的中国人，总算可以侥幸逃过张承志抛来的“可耻”大帽子。不过，正因如此，才要指出张承志这篇写给“可耻的”中国人看的文章是如何歪曲历史的。
张写道：“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首先，日本赤军和日本联合赤军是从日本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赤军派分化出来的两个同时并存的派系，前者在中东活动，后者在日本国内活动，不存在什么“原称”的问题。张承志既然煞有介事要推销日本赤军的光辉事迹，至少应该做足功课再开口。
张接着写道：“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
“一个名叫的坂口宏（实为坂口弘—笔者注）的年轻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应为1972年—笔者注），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
在张承志叙述的这些赤军的“丰功伟业”中，刻意忽略了几个重要的事实，即日本赤军和联合赤军在日本国内外针对平民发动的恐怖袭击，如1971年赤军派劫持日航鸽子号班机逃往北朝鲜；1972年5月三名日本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乱枪扫射，造成24名无辜旅客死亡、80多人负伤；1973年7月日本赤军成员伙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劫持日本航空民航班机；1974年1月炸毁新加坡的蚬壳公司炼油厂；1977年于达卡劫持日航班机等等。至于坂口弘的回忆录中提到的浅间山庄事件，所谓“拘质笼城”并不是拘禁了一名“反动政客”或“反动军警”，而是将一名和政治毫无关联的旅馆女主人劫为人质，坂口等五名赤军成员将其非法拘禁十天之久，人质才由警察救出。该事件落幕不久，日本警察在附近山林挖出了十四具赤军成员的尸体，经调查得知在抵达浅间山庄前，联合赤军内部发动大清洗，三十个成员中竟有半数被自己的同志杀害，其中还包括一名孕妇。
张承志既然自称读过坂口弘的回忆录，肯定知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但是他热心地告诉读者赤军成员“用的只是猎枪”，却只字不提其热衷内斗、残害无辜平民的行径，可能是生怕那些事实玷污了他所要塑造的赤军“光辉形象”。他还继续写道：“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 “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这又是蒙骗读者的鬼话。日本赤军是恐怖组织，这不仅是西方国家体制的观点，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们的共识。连日本国内那些参加过左翼运动，至今仍然极力要从中发掘正面意义的人，也对赤军的所作所为感到不齿。而张作家呢，读着他们的资料时，“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深恶痛绝、不堪回首的情况下，张承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声称要“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叛逆性质，坚决地进行赞扬。”（《红卫兵时代》）这位“红卫兵”名词的创始人既然对自己的过去毫无悔意，那么对与他同时代的赤军份子惺惺相惜，大约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他只顾讴歌“青春叛逆”，而只字不提红卫兵给中国大地带来的血腥岁月，为日本赤军隐恶扬善就是不足为奇的了。问题是，张承志在同一篇文章中（《日本留言》）笔锋一转，提及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开始痛骂无视历史的日本政府，把敢于捍卫真理的家永三郎教授引为知己，则令人作呕。
张承志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姿态，写道：“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笔者不禁要问：赤军的恐怖活动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你张承志却坚决要把它从文章中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你不觉得这是五十步笑五十步吗？
张承志所主张的日本赤军的正义，根据就是这些恐怖分子天花乱坠的“纲领”，什么“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这种伎俩与日本的右翼份子倒是很相似，他们不肯承认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理由是“皇军”要“把亚洲人民从欧美殖民地解放出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所有的暴行都可以不算数。偏偏就是这个与日本右翼用同样的思维逻辑诠释历史的张承志，还要假惺惺地给与历史修正主义斗争了大半生的家永教授送万年青，表示自己如何与正义的日本人民“站在一边”。到底是不知道日本赤军的中国人可耻，还是歪曲了历史而后又装出一副正义面孔的张承志可耻，答案不言自明。
余杰曾经辛辣地批评道：“张承志自以为‘纯粹’、‘清洁’的思想，却是一顶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话虽尖刻，却是一语中的。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年是余杰的黄金时代。1998年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自由主义的探索推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黑马”余杰“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的形象，和他敢向权威挑战犀利的笔锋，都给王小波之后沉闷的思想界注入了活力，余杰出道的最初几年受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注目和赞许，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说张承志特立独行的旗帜是泛道德主义，那么余杰的旗帜就是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他奉为至高无上真理的“非暴力”，尤其是2001年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后，这使他的亲美言论蒙上了一层美丽的理性光环。他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黑人牧师马丁 路德金的非暴力理念，并大段引用甘地的名言：
“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与强权的斗争，是以仁爱同情对待敌人。”
“暴力只是打着解决问题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种子，最终落得两败俱伤。非暴力则是用爱来解决所有的难题，最后让敌对双方都走向幸福。”
余杰附和道：“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象野兽那样生活、就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的人权的理论。在我看来，爱国与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对现存的极权主义（包括本国的专制统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叫嚣战争、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传播爱心难。我愿意选择后者。”
“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其前提必然是一个和平的、人道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环境。”
这些鼓吹非暴力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针对“九一一恐怖袭击”而作的，非暴力的真理，是来谴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以及那些大叫“活该”的国人的。这位被中国的爱国网民骂成“一夜美国人”的亲美作家还循循善诱地写道：“中国与美国只能成为敌人而不能成为朋友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离开了美国所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国有没有可能孤立地发展？”俨然一位捍卫和平的国际主义者形象。
在余杰的第一部言情小说《香草山》中，又借妻子的书信描述道：“在甘地倒地的时候，他的嘴里反复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唇的祈祷，他是在为那个残忍的凶手祈祷。他忍着剧痛，微笑着说：“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实施了非暴力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只爱爱我们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才是非暴力。“甘地反对暴力。暴力看起来有益，然而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它的罪恶却是永久的。甘地认为，用暴
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相信以暴力为捷径取得成功。我可以赞同和尊敬好的动机，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为了最崇高的事业，我都坚决反对。经验告诉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爱国人士将余杰归入“卖国贼”和“汉奸”之列，显然很令余杰感到委屈，因而他这样表白道：“9月18日那天，我一边写下《丧钟谁而鸣》来纪念“9．11”恐怖事件中的死难者，一边接连写了三篇文章痛斥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恬不知耻的日本政界人士。”（《面对中国的国难》）
不料，在这些关于日本的文章中，刚才还在义正词严地谴责恐怖主义的这位人道主义兼世界主义者写下一连串杀气腾腾的文字。
“一个以饲养相扑“运动员“为乐的民族，“自尊“何存？一个以享受“女体盛“（将处女裸体作桌子，上面放置食物，食客坐在一旁享用）为荣的民族，“自尊“何存？”（《日本鬼子的自尊心》，以下简称《日》文）
“日本文化中包含了今人震惊的丑陋的一面：例如盛行日本的相扑运动，从这个运动中我就看出，日本民族的心理已变态到何种程度——把人像猪一样喂成一堆肥肉，然后让两堆肥肉在舞台上翻滚挤压，而日本国民无论男女老幼，全都看得津津有味（那些最美丽的少女还把相扑手当作心目中的英雄，以嫁给他们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面对一堆肥肉如何生活？）。我为已沦为“非人”的相扑“运动员”感到悲哀。理解日本人何以喜欢相扑，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制造南京大屠杀。读日本作家的作品，我惊异于他们感觉的敏锐和精微，但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感觉中有着一般阴森森的邪气，从日本俳句到芥川龙之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这种“邪气”是日本文学的最大特质，也是日本人文化和精神的最大特质。”（《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以下简称《丑》文）
“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他从小受到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如果我们一味地纵容这群鬼子撒野，我们将让自身置于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把凶恶的狼当成好朋友，我们必然遭遇东郭先生的命运；如果我们要去尊重这群魔鬼的“自尊“，我们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日》文）
“他们是一群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天皇的顽童——连原子弹也把他们的花岗石脑袋炸不开一个缝隙来，看来只有十八级的地震才能令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丑》文)
本来，揭露军国主义的罪恶，呼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在当代文明社会，这一切应该在现代语境下进行，必须符合文明社会的准则，这是向往民主自由的文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以为正义在手，便可以肆意运用暴力语言，露骨地宣扬种族歧视和民族仇恨，其结果只能使正义遭到玷污。读到以上的文字，我开始怀疑余杰的初衷—他到底是要批判军国主义，还是要煽动对日本民族的仇视？
种族歧视性的文字还散见于余杰的其他作品，如“这样的民族没有任何自尊可言，他们从来不懂得尊重别人，自然也不会有人尊重他们”、“我在谈论人类的时候，从来都是把这群矮脚动物划在人类之外—他们配不上人这个称呼。”（《沉重的闸门》）又如他讥讽张承志“到两脚动物满街走的日本去推销《红卫兵时代》”（《皇帝的新衣》），且不说余杰在上述文章中大量运用了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等诡辩手法（已有其他论及，在此不复赘述），光是像这样格调低下、仿佛泼皮骂街的文字，即使在余杰认为是矮脚动物之国的日本，也只会出现在右翼团体的BBS上；就是经常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政客，若是见识了余杰的粗口，恐怕也要自叹弗如。我不知道中国大陆印成铅字的读物中是否还能找到比上述文章更粗鄙的暴力语言，至少，余杰最不屑的那些左手打人、右手数钞票的“新左派”，是要小巫见大巫的。
余杰用他的文章告诉读者，他所仇恨的对象实在不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而是日本民族。他将用来教训为“九一一”幸灾乐祸者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丢到九霄云外--“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随后把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的罪恶解读为整个日本民族永世不得翻身的原罪，好像中日两个民族要世世代代仇恨下去才能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在余杰眼里，“北大的校园里，我最厌恶的便是日本留学生，他们那副飞扬拨扈的神情跟当年的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两个日本留学生在教室里抢占座位时与中国学生发生口角—中国学生之间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口角—在余才子的火眼金睛看来，是“想在以反日为契机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张扬他们的‘大和魂’” (《丑》文)余才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不惜把反帝的五四运动换成“反日”，按他的逻辑，大概日本人在中国的大街上踩死一只蚂蚁，也属于“向中国人民挑衅”的行为。
余杰曾在他的早期作品《法西斯，未死的幽灵》中试图探讨法西斯主义的由来而未得出圆满结论。本来，如果能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作一番理性的探讨和回顾，将成为对全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因为所有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批判，最终目的是为了防范新的法西斯主义产生。种族主义和民族仇恨，恰恰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资源，纳粹污蔑犹太民族是劣等民族，日本军国主义则在士兵中灌输中国人不是人的意识，例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把供人体实验的俘虏和平民称为“丸太”（意即“木头”），这种基于种族歧视的洗脑教育使从事实验的日军官兵丧失了杀“人”的罪恶感。正因为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有切肤之痛，对那些打着爱国旗号推销仇外意识的反人道言行，无论来自哪个国度，都应该格外地警觉，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更加责无旁贷，在这一点上，余杰令人大失所望。
种族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绝对恶，无论有千百种自称正义的理由，煽动种族主义都是不能容许的。甘地和马丁 路德 金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虽深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但是坚决拒绝以用煽动民族对立的手段以牙还牙，否则他们至多是各自民族的朱元璋或洪秀全，而绝不会成为人类崇高精神的典范。
余杰的尴尬在于：标准的爱国贼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反人道，他却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反人道。在对待美国遭受袭击的问题上，他搬出非暴力的真理痛击反美人士，自称“今夜我是美国人”，好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而谈及他从感性上厌恶至极的日本，他以东郭先生与狼作比，露出了种族主义者般狰狞的面目。跪在自由女神下向星条旗顶礼膜拜的余杰似乎对这样一些事实视而不见：二战结束后，正是他衷心热爱的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包庇了日本最大的战犯昭和天皇，并且以隐瞒731部队罪证、纵容其首犯石井四郎终生逍遥法外为条件获取了日本的生化武器研究资料。
中国文人中不乏见风使舵的善变之人，只不过郭沫若、臧克家之流是在不同的时间用相近的方式对不同的主子摇尾乞怜，而余杰的变脸却是在同一时空下以完全矛盾的逻辑对待他喜爱或讨厌的事物—变脸之快，连他家乡的国宝川剧变脸大师都要相形见绌。看起来这个三番五次挥动笔杆勒令某某名流忏悔、拷问灵魂（见《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青年才俊，从来舍不得花点时间拷问自己的灵魂—不然，怎会写了如此之多自打耳光的文章还浑然不觉。余杰的恩师钱理群教授曾经这样论述流氓文人：“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论演戏》）余杰曾把这句妙语用来揭露余秋雨，却不知道他是否愿意重温这句话，立此存照呢？
毕巧林评论说，“余杰文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真纯品格及真诚追求的呼唤。因为作为人类精神的守望者，知识分子首先要信仰自己所传播的精神，必须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来写作。” （《余杰的意义》）余杰的“变脸”至少说明了，这样的赞誉即使不是肉麻的吹捧，也是天大的误会。什么人道主义、非暴力，对余杰来说与其说是真理，还不如说是用来与论敌过招的兵器，即使勉强说人道主义是他信仰的真理，这个“真理”在他心中的地位也卑微得可怜，对余杰而言，个人对事物的直觉和主观好恶远远高于客观事实，也远远高于那个所谓的真理。套用余杰修理张承志的名言，那就是人道主义和非暴力是一顶余杰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请这样一位变脸有术的“才子”来守望人类精神，岂不像请狼来守护羊圈一样荒唐。余杰和他鄙薄的张承志，这两个以愤世嫉俗来表现独立精神的北大秀才，终于在人格分裂这点上殊途同归，无论他们如何标新立异，最终证明他们不过是带有义和团基因的“红旗下的蛋”。
张承志是当代中国作家中稀有的懂日语、并有在日本长期生活经验的人，作为一个了解当代日本的作家，张承志向国人传达了些什么信息呢？只听他在《日本留言》中故弄玄虚地大喝一声：“我总觉得，做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还好，笔者是一个对日本红军有些了解的中国人，总算可以侥幸逃过张承志抛来的“可耻”大帽子。不过，正因如此，才要指出张承志这篇写给“可耻的”中国人看的文章是如何歪曲历史的。
张写道：“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首先，日本赤军和日本联合赤军是从日本六十年代左翼运动的赤军派分化出来的两个同时并存的派系，前者在中东活动，后者在日本国内活动，不存在什么“原称”的问题。张承志既然煞有介事要推销日本赤军的光辉事迹，至少应该做足功课再开口。
张接着写道：“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
“一个名叫的坂口宏（实为坂口弘—笔者注）的年轻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应为1972年—笔者注），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
在张承志叙述的这些赤军的“丰功伟业”中，刻意忽略了几个重要的事实，即日本赤军和联合赤军在日本国内外针对平民发动的恐怖袭击，如1971年赤军派劫持日航鸽子号班机逃往北朝鲜；1972年5月三名日本赤军成员在以色列特拉维夫机场乱枪扫射，造成24名无辜旅客死亡、80多人负伤；1973年7月日本赤军成员伙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成员劫持日本航空民航班机；1974年1月炸毁新加坡的蚬壳公司炼油厂；1977年于达卡劫持日航班机等等。至于坂口弘的回忆录中提到的浅间山庄事件，所谓“拘质笼城”并不是拘禁了一名“反动政客”或“反动军警”，而是将一名和政治毫无关联的旅馆女主人劫为人质，坂口等五名赤军成员将其非法拘禁十天之久，人质才由警察救出。该事件落幕不久，日本警察在附近山林挖出了十四具赤军成员的尸体，经调查得知在抵达浅间山庄前，联合赤军内部发动大清洗，三十个成员中竟有半数被自己的同志杀害，其中还包括一名孕妇。
张承志既然自称读过坂口弘的回忆录，肯定知道这些血淋淋的事实，但是他热心地告诉读者赤军成员“用的只是猎枪”，却只字不提其热衷内斗、残害无辜平民的行径，可能是生怕那些事实玷污了他所要塑造的赤军“光辉形象”。他还继续写道：“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 “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这又是蒙骗读者的鬼话。日本赤军是恐怖组织，这不仅是西方国家体制的观点，也是了解事实真相的人们的共识。连日本国内那些参加过左翼运动，至今仍然极力要从中发掘正面意义的人，也对赤军的所作所为感到不齿。而张作家呢，读着他们的资料时，“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深恶痛绝、不堪回首的情况下，张承志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声称要“为红卫兵运动中的青春叛逆性质，坚决地进行赞扬。”（《红卫兵时代》）这位“红卫兵”名词的创始人既然对自己的过去毫无悔意，那么对与他同时代的赤军份子惺惺相惜，大约是很自然的事情。既然他只顾讴歌“青春叛逆”，而只字不提红卫兵给中国大地带来的血腥岁月，为日本赤军隐恶扬善就是不足为奇的了。问题是，张承志在同一篇文章中（《日本留言》）笔锋一转，提及家永三郎教科书诉讼案，开始痛骂无视历史的日本政府，把敢于捍卫真理的家永三郎教授引为知己，则令人作呕。
张承志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姿态，写道：“侵略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日本政府却坚决要把它从课本上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笔者不禁要问：赤军的恐怖活动已是天下皆知，已是常识，但你张承志却坚决要把它从文章中改掉，事实上就是被改掉了，你不觉得这是五十步笑五十步吗？
张承志所主张的日本赤军的正义，根据就是这些恐怖分子天花乱坠的“纲领”，什么“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这种伎俩与日本的右翼份子倒是很相似，他们不肯承认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理由是“皇军”要“把亚洲人民从欧美殖民地解放出来，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因此所有的暴行都可以不算数。偏偏就是这个与日本右翼用同样的思维逻辑诠释历史的张承志，还要假惺惺地给与历史修正主义斗争了大半生的家永教授送万年青，表示自己如何与正义的日本人民“站在一边”。到底是不知道日本赤军的中国人可耻，还是歪曲了历史而后又装出一副正义面孔的张承志可耻，答案不言自明。
余杰曾经辛辣地批评道：“张承志自以为‘纯粹’、‘清洁’的思想，却是一顶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话虽尖刻，却是一语中的。
二十世纪的最后两年是余杰的黄金时代。1998年的北大百周年校庆，将中国知识分子关于自由主义的探索推到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黑马”余杰“醒着的、要前进的青年”的形象，和他敢向权威挑战犀利的笔锋，都给王小波之后沉闷的思想界注入了活力，余杰出道的最初几年受到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的注目和赞许，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说张承志特立独行的旗帜是泛道德主义，那么余杰的旗帜就是人道主义和世界主义，以及他奉为至高无上真理的“非暴力”，尤其是2001年发生“九一一恐怖袭击”后，这使他的亲美言论蒙上了一层美丽的理性光环。他在多篇文章中推崇印度圣雄甘地和美国黑人牧师马丁 路德金的非暴力理念，并大段引用甘地的名言：
“非暴力不是逆来顺受，而是要全身心投入与强权的斗争，是以仁爱同情对待敌人。”
“暴力只是打着解决问题的幌子播下苦痛仇恨的种子，最终落得两败俱伤。非暴力则是用爱来解决所有的难题，最后让敌对双方都走向幸福。”
余杰附和道：“我坚决地反对以支持恐怖主义的方式热爱自己的祖国和民族。我绝不接受那种因为爱国就得象野兽那样生活、就得放弃人类普遍的道义、放弃天赋的人权的理论。在我看来，爱国与追求世界的和平、反对现存的极权主义（包括本国的专制统治），不仅不是矛盾的，而且是统一的。叫嚣战争、炫耀武力易；追求和平、传播爱心难。我愿意选择后者。”
“中国的进步和富强，其前提必然是一个和平的、人道主义占主流的国际环境。”
这些鼓吹非暴力的文章，无一例外都是针对“九一一恐怖袭击”而作的，非暴力的真理，是来谴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组织以及那些大叫“活该”的国人的。这位被中国的爱国网民骂成“一夜美国人”的亲美作家还循循善诱地写道：“中国与美国只能成为敌人而不能成为朋友吗？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离开了美国所创造的伟大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中国有没有可能孤立地发展？”俨然一位捍卫和平的国际主义者形象。
在余杰的第一部言情小说《香草山》中，又借妻子的书信描述道：“在甘地倒地的时候，他的嘴里反复诵念着从心灵深处涌上双唇的祈祷，他是在为那个残忍的凶手祈祷。他忍着剧痛，微笑着说：“我宽恕你，我爱你，我祝福你。“甘地以他的生命完整地实施了非暴力主义，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若只爱爱我们的人，不是非暴力；只有爱那些恨我们的人，才是非暴力。“甘地反对暴力。暴力看起来有益，然而它的益处是暂时的，它的罪恶却是永久的。甘地认为，用暴
力不可能中止暴力，而只能引发更多的暴力。他说过这样的一段话：“我不相信以暴力为捷径取得成功。我可以赞同和尊敬好的动机，但一旦使用了暴力的方法，哪怕是为了最崇高的事业，我都坚决反对。经验告诉我，永久的幸福靠非真理和暴力是得不到的。”
爱国人士将余杰归入“卖国贼”和“汉奸”之列，显然很令余杰感到委屈，因而他这样表白道：“9月18日那天，我一边写下《丧钟谁而鸣》来纪念“9．11”恐怖事件中的死难者，一边接连写了三篇文章痛斥阴魂不散的日本军国主义和恬不知耻的日本政界人士。”（《面对中国的国难》）
不料，在这些关于日本的文章中，刚才还在义正词严地谴责恐怖主义的这位人道主义兼世界主义者写下一连串杀气腾腾的文字。
“一个以饲养相扑“运动员“为乐的民族，“自尊“何存？一个以享受“女体盛“（将处女裸体作桌子，上面放置食物，食客坐在一旁享用）为荣的民族，“自尊“何存？”（《日本鬼子的自尊心》，以下简称《日》文）
“日本文化中包含了今人震惊的丑陋的一面：例如盛行日本的相扑运动，从这个运动中我就看出，日本民族的心理已变态到何种程度——把人像猪一样喂成一堆肥肉，然后让两堆肥肉在舞台上翻滚挤压，而日本国民无论男女老幼，全都看得津津有味（那些最美丽的少女还把相扑手当作心目中的英雄，以嫁给他们为人生最大的幸福。我百思不得其解：每天面对一堆肥肉如何生活？）。我为已沦为“非人”的相扑“运动员”感到悲哀。理解日本人何以喜欢相扑，就不难理解日本人为何制造南京大屠杀。读日本作家的作品，我惊异于他们感觉的敏锐和精微，但同时也发现他们的感觉中有着一般阴森森的邪气，从日本俳句到芥川龙之介，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这种“邪气”是日本文学的最大特质，也是日本人文化和精神的最大特质。”（《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以下简称《丑》文）
“郭沫若如闪电霹雳般登上诗坛的时候，他的文化缺陷就已经隐然可现。他从小受到的是传统教育。后来留学日本，接触到的却是非驴非马的文化的怪胎：日本文化是一种极丑陋的文化，天皇崇拜、茶道、武士道、相朴、艺妓、泯灭人性的军国主义、面目狰狞的科技主义。这样，郭的文化构成存在着先天的不足。”（《王府花园中的郭沫若》）
“如果我们一味地纵容这群鬼子撒野，我们将让自身置于一种相当危险的境地；如果我们把凶恶的狼当成好朋友，我们必然遭遇东郭先生的命运；如果我们要去尊重这群魔鬼的“自尊“，我们将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日》文）
“他们是一群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天皇的顽童——连原子弹也把他们的花岗石脑袋炸不开一个缝隙来，看来只有十八级的地震才能令他们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罪恶。”(《丑》文)
本来，揭露军国主义的罪恶，呼吁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是完全正当的，但是在当代文明社会，这一切应该在现代语境下进行，必须符合文明社会的准则，这是向往民主自由的文人最起码的道德底线。以为正义在手，便可以肆意运用暴力语言，露骨地宣扬种族歧视和民族仇恨，其结果只能使正义遭到玷污。读到以上的文字，我开始怀疑余杰的初衷—他到底是要批判军国主义，还是要煽动对日本民族的仇视？
种族歧视性的文字还散见于余杰的其他作品，如“这样的民族没有任何自尊可言，他们从来不懂得尊重别人，自然也不会有人尊重他们”、“我在谈论人类的时候，从来都是把这群矮脚动物划在人类之外—他们配不上人这个称呼。”（《沉重的闸门》）又如他讥讽张承志“到两脚动物满街走的日本去推销《红卫兵时代》”（《皇帝的新衣》），且不说余杰在上述文章中大量运用了偷换概念、以偏概全等诡辩手法（已有其他论及，在此不复赘述），光是像这样格调低下、仿佛泼皮骂街的文字，即使在余杰认为是矮脚动物之国的日本，也只会出现在右翼团体的BBS上；就是经常发表种族主义言论的石原慎太郎之流右翼政客，若是见识了余杰的粗口，恐怕也要自叹弗如。我不知道中国大陆印成铅字的读物中是否还能找到比上述文章更粗鄙的暴力语言，至少，余杰最不屑的那些左手打人、右手数钞票的“新左派”，是要小巫见大巫的。
余杰用他的文章告诉读者，他所仇恨的对象实在不是什么日本军国主义，而是日本民族。他将用来教训为“九一一”幸灾乐祸者的《联合国人权宣言》丢到九霄云外--“对人类大家庭所有成员固有尊严、平等和不可剥夺之权利的承认，是世界上自由、正义与和平之基础。”随后把日本军国主义当年的罪恶解读为整个日本民族永世不得翻身的原罪，好像中日两个民族要世世代代仇恨下去才能维护中国人的尊严。在余杰眼里，“北大的校园里，我最厌恶的便是日本留学生，他们那副飞扬拨扈的神情跟当年的侵略者没有什么两样”；两个日本留学生在教室里抢占座位时与中国学生发生口角—中国学生之间其实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类似的口角—在余才子的火眼金睛看来，是“想在以反日为契机的‘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张扬他们的‘大和魂’” (《丑》文)余才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不惜把反帝的五四运动换成“反日”，按他的逻辑，大概日本人在中国的大街上踩死一只蚂蚁，也属于“向中国人民挑衅”的行为。
余杰曾在他的早期作品《法西斯，未死的幽灵》中试图探讨法西斯主义的由来而未得出圆满结论。本来，如果能够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根源作一番理性的探讨和回顾，将成为对全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因为所有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批判，最终目的是为了防范新的法西斯主义产生。种族主义和民族仇恨，恰恰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思想资源，纳粹污蔑犹太民族是劣等民族，日本军国主义则在士兵中灌输中国人不是人的意识，例如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把供人体实验的俘虏和平民称为“丸太”（意即“木头”），这种基于种族歧视的洗脑教育使从事实验的日军官兵丧失了杀“人”的罪恶感。正因为中华民族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有切肤之痛，对那些打着爱国旗号推销仇外意识的反人道言行，无论来自哪个国度，都应该格外地警觉，作为民族精英的知识分子更加责无旁贷，在这一点上，余杰令人大失所望。
种族主义是人类社会的绝对恶，无论有千百种自称正义的理由，煽动种族主义都是不能容许的。甘地和马丁 路德 金的伟大之处，正在于他们虽深受种族主义的迫害，但是坚决拒绝以用煽动民族对立的手段以牙还牙，否则他们至多是各自民族的朱元璋或洪秀全，而绝不会成为人类崇高精神的典范。
余杰的尴尬在于：标准的爱国贼是打着爱国的旗号反人道，他却是打着人道主义的旗号反人道。在对待美国遭受袭击的问题上，他搬出非暴力的真理痛击反美人士，自称“今夜我是美国人”，好一副悲天悯人的模样；而谈及他从感性上厌恶至极的日本，他以东郭先生与狼作比，露出了种族主义者般狰狞的面目。跪在自由女神下向星条旗顶礼膜拜的余杰似乎对这样一些事实视而不见：二战结束后，正是他衷心热爱的美国为了自身战略利益包庇了日本最大的战犯昭和天皇，并且以隐瞒731部队罪证、纵容其首犯石井四郎终生逍遥法外为条件获取了日本的生化武器研究资料。
中国文人中不乏见风使舵的善变之人，只不过郭沫若、臧克家之流是在不同的时间用相近的方式对不同的主子摇尾乞怜，而余杰的变脸却是在同一时空下以完全矛盾的逻辑对待他喜爱或讨厌的事物—变脸之快，连他家乡的国宝川剧变脸大师都要相形见绌。看起来这个三番五次挥动笔杆勒令某某名流忏悔、拷问灵魂（见《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青年才俊，从来舍不得花点时间拷问自己的灵魂—不然，怎会写了如此之多自打耳光的文章还浑然不觉。余杰的恩师钱理群教授曾经这样论述流氓文人：“对于他们来说，理论、信仰、语言等等，都是随手拈来，抛来抛去，他自己则穿行于这种混乱的制度和混乱的语言当中。”（《论演戏》）余杰曾把这句妙语用来揭露余秋雨，却不知道他是否愿意重温这句话，立此存照呢？
毕巧林评论说，“余杰文章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真纯品格及真诚追求的呼唤。因为作为人类精神的守望者，知识分子首先要信仰自己所传播的精神，必须用自己的心、自己的灵魂来写作。” （《余杰的意义》）余杰的“变脸”至少说明了，这样的赞誉即使不是肉麻的吹捧，也是天大的误会。什么人道主义、非暴力，对余杰来说与其说是真理，还不如说是用来与论敌过招的兵器，即使勉强说人道主义是他信仰的真理，这个“真理”在他心中的地位也卑微得可怜，对余杰而言，个人对事物的直觉和主观好恶远远高于客观事实，也远远高于那个所谓的真理。套用余杰修理张承志的名言，那就是人道主义和非暴力是一顶余杰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纸糊的王冠，一件自己给自己制作的皇帝的新衣。请这样一位变脸有术的“才子”来守望人类精神，岂不像请狼来守护羊圈一样荒唐。余杰和他鄙薄的张承志，这两个以愤世嫉俗来表现独立精神的北大秀才，终于在人格分裂这点上殊途同归，无论他们如何标新立异，最终证明他们不过是带有义和团基因的“红旗下的蛋”。
郎大炮在清华
感谢各位同学！从去年开始一直走到今天，我心中一直有一个疑问：“到底什么叫做改革开放？”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我也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场合来陈述我的 想法。今天，我感谢清华学生会邀请我。学生的邀请对我个人而言，意义极其重大。因为国家未来需要的就是你们。我准备在今天这个场合谈谈一个新思维──到底 我国的改革开放出了什么问题？什么才是一个改革的新思维？在场这么多同学，冒着天寒地冻的危险（笑声），跑来听我的演讲，我想请现场每一位同学，当次历史 的见证人。今天我以一个学者的身份来谈一谈我心目中的改革开放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思维，好吗？（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 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 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 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 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 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 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 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 －－－－－《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 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 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 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 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 “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 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 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 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 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 “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 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 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 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 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 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 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 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 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 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 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 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 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着《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 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 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 ──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 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 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 《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着《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 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 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 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 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 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 “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 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 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 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 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 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 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 《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 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 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 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 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 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 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 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 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 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 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 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 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 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 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 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 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 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 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 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 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 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 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 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 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 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 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 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 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 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 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 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 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 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 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 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 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 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 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 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 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 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 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 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 何创建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而采取了彻底化 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 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 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 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 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 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 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 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 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 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 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 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 “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 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 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 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 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 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 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 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 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 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 1980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 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 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 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 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 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 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 场，他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美国 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 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 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 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 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 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 （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 （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 (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 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 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 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 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 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 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 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 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 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 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 主义的精神代表着作──比如讲：微观经济学，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来， 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只是讲 了一半，那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得更加贫 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 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 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 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 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五年下来，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 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觉得我 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你会发 现我们已经背离了这一切。
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 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 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 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是 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 做的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 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 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 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 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 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 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 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 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掌声）
再来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掌声、笑声）
谈 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 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 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 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 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 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 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 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 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 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 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 而念不起大学，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 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 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 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 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 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 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 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 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 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 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 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 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 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 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 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 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 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 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 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 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 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 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你 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 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 掠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 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 “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 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 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 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 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 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 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 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 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 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 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 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 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 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 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 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 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 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 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 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 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 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 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 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 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 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 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 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 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各位同学如果比较关注我的言论的话，应该能从最近的网上对我的批评得知一二。有很多人说我是“反改革”，说我忽略了邓小平先生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 来”的道理，像这一类的批评，已经见怪不怪了。因为这类批评对我来讲，已经是司空见惯。今天在一个“追求卓越”、世界级的学府，在这样一个场合，我要告诉 各位，什么才叫做正确的改革。我选定一个题目──“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
我要请各位同学思考一下，你认为我们25年来的改 革开放是成功的吗？我们回头看一看，25年之前，邓小平说过一句话：“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各位注意到没有，当时讲这句话的时候，全国老百姓是一致支持 的。当时在社会主义的环境里，竟然能够喊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有什么条件呢？我想在清华大学，把这个条件重新的定义清 楚，我不希望在这个基本问题上面，我们学术界，或者企业界再有任何争论，以及任何的怀疑。它的条件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 穷，这就是原则。（掌声）
今天，我就想拿一本你们曾经念过教科书，叫做《微观经济学》来谈一谈邓小平的理念。各位同学回去以后，翻开 书里的最后一章“福利经济学”，里面讲了一个理论－－－－-“帕累托改进”。“帕累托改进”，就是一部分人财富可以增加，可是其他人财富不能减少。邓小平 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提出来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各位请注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他人不能变得更贫穷就是一个前提。但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结晶－ －－－－－《微观经济学》的思维理念，竟然和社会主义的思维是一模一样的。“帕累托改进”，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公平一定是在前头的。公平是什么？是一个初始 条件的平等。也就是给你同样的机会，你不能够剥夺他的机会，当然是一个起点的公平，也就是在不剥夺他的公平机会之下，允许一部分人富起来。所以不论是以社 会主义或者是以现代资本主义观点来看，公平就是一个起点，在公平之上才能谈效率，而“公平产生效率”是一个不容争辩、不容讨论的事实，这是邓小平所提出来 的，同时也是社会主义理念，更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所在。
各位都是最高学府的同学，你们有没有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听我讲到现在， 你竟然发现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有如此的类同性。在我们心目中，所谓的 “资本主义”这个虚幻的名词后面，应该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议会、宪法、民营经济等等。怎么会变成“福利经济学”里面追求公平，在公平之上才有效率呢？那 么我清楚的告诉各位，这是马克思主义冲击一百多年的结果。所以我在这个场合，和各位谈一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又是资本主义？好吗？（掌声）
我把各位带回到1720年的欧洲谈一个历史故事。1720年，英国、法国等国针对当时所发生的三次欧洲金融危机拟定了一个《泡沫法案》。所谓三次金融危 机，是连续发生了三次股票市场大崩盘。各位可以上网查一下，包括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英国的“南海泡沫”。我们再往回看，在1720年之前到底发 生了什么事？从16世纪到18世纪的一两百年间，是所谓的“重商主义”时代。当时的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大量的黄金白银，所以成立了全世界第一家国营企 业──东印度公司（这个公司给我们中国人带来了无穷的噩梦）。东印度公司是国有企业，是以炮舰为前导、以盈利为目的一家公司。当时欧洲各国政府，为了掠夺 殖民地，不停的打仗，打得民穷财尽。不得已只有发行战争债券，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债券。但问题出来了，战争债券到期得还钱啊。如果还不起怎么办呢？那只有 “打白条”了。同学们能不能告诉我一个英文单字──把这些还不了款的“白条”摞成一堆的存量的英文怎么讲？对，就是同学们所说的“stock”。也就是 说，政府利用国有企业掠夺财富，而还不起的债务就叫做“存量”。政府控制着一大堆还不起钱的债券，或者叫“白条”，到最后还是要还嘛，那怎么还呢？当时就 有几个聪明的人说，要还掉“白条”就得搞个“市场”来骗。市场叫做market，所以就搞了一个stock market──“白条市场”（我们翻译成“股票市场”）。如果你要搞个市场来骗，就不能搞个脏脏乱乱的菜市场，不好看嘛。那你要怎么骗呢，就要搞的富丽 堂皇──大理石的地板，大理石的柱子，宏伟之极，就像今天的上交所和深交所一样。（笑声、掌声）。当时国王就说，好啊，这我可以做到，没问题。但我怎么骗 人去买白条呢？聪明人说，“白条”现在千万不能卖，因为它没价值。那么国王说我怎么创造出白条的价值呢？聪明人就说白条的价值是可以创造的，你就告诉他们 这个“白条”的价值是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国王说，这个未来的现金流用什么做担保呢？聪明人就说用“东印度公司”未来掠夺的金银财宝来做担保。所以你们今 天读财务管理，你发现股票价值取决于未来的现金流，这个概念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政府就劝告老百姓买“白条”，因为它代表的是未来的财富，就是东 印度公司从亚洲到非洲，到南美洲掠夺来的金银财宝，而这就是“白条”未来现金流的保证。政府将白条卖给第一批傻瓜。（笑声）第一批傻瓜再用同样理由卖给第 二批傻瓜，然后卖给第三批傻瓜。到最后把“白条”的价格炒得无比之高。可是这么细小而不成熟的市场所寄托的只是未来不可预测的现金流。终于发生了三次金融 危机。就是我刚刚说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南海泡沫”。
到这个时候，欧洲各国政府才理解了股票市场官商勾结、内幕交易、操纵股 价，以及借钱炒股的本质。我们今天在中国股市上看到的不法事情，在当时都发生过，只是我们不了解这段历史。欧洲三次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政府就在1720年 推出了一个《泡沫法案》。英国政府禁止了股份有限公司达一百年之久。而法国政府禁止了银行这个名词达到了150年之久。
“重商主义” 走到这个阶段，算是走到了尽头，1776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写了一本伟大巨着《国富论》。《国富论》坚决反对国有企业，呼吁市场化和民 营化，主张以看不见的手来调整市场的供需，而不需要政府的干涉。这不是和我们改革开放喊的口号类同吗？我们今天喊的口号，我们今天做的改革，包括股改，几 乎都可以在过去欧洲历史上找到痕迹。只是我们不学习，这才是我们最大的悲哀。我们今天是踏着历史的足迹，不断重复着过去的悲剧。（笑声、掌声）
《国富论》针对国有企业的弊病，提出了一个当时所谓的新思维，那就是政府与国有企业彻底分家，政府退出企业经营。一个很时髦的理念──民营化和市场化 ──出来了。亚当·斯密提出以法制为基础，以自由为手段，追求财富。但这一切必须在民营化和市场化的原则下完成。请记住，那是1776年。从1776年至 1867年的90年间是欧洲最困难的时间，这段期间叫做工业革命。整个工业革命时期，欧洲是历尽劫难。在自由经济，民营化和市场化的理念下──类同于今天 中国的“大欺小，强欺弱”的现象层出不穷，例如资本家克扣工资，聘用童工，制造污染等等。
1867年，一个伟大的经济学家马克思在 《国富论》出版90年之后写了一本巨着《资本论》。这本书在今天世界历史上扮演角色之重，是我们所不可想象的。当时的欧洲社会，是遍地暴动，社会严重动荡 不安。究其原因，就是社会财富由于自由经济、民营经济发展过速，而造成大欺小、强欺弱的不公平现象。在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原始的资本主义遭到 了挑战。马克思利用历史的观点，详详细细地批露了一个让人竦动的理论，那就是劳动剩余价值说。他写这本书的时候，是根据比他更早的经济学家李嘉图的观点写 的。李嘉图认为这个经济体系所创造的财富是由劳动力所创造的。我们今天研究经济学仍然秉承这个思维。最原始的生产力就是劳动，劳动创造资本，资本有了劳动 才有后续的活动（这个理论在1966年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姆尔逊（Samulson）在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所发表的论文得到了证实，）。马克思认为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是由劳动所创造的，那么资本家为什么那么富裕呢？显然是资本家剥削了劳动者 的剩余价值。他以相当的篇幅陈述了一个观念，就是以大历史的视角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而工业革命之后就是一个追求公平的共产主义。当时所谓的 “共产”，目的就是追求着公平。马克思并不是不重视效率，而是认为效率是由外部因素所推动的，例如蒸汽机的发明改进了效率。但是《资本论》对公平的追求影 响了欧美国家此后数十年法治系统的改变。这本书所描绘的情况，深深打动着每一个人的心，因为欧洲资本主义走到了1867年前后，几乎要到达尽头，整个社会 无法再容忍不公平。当时一种追求绝对自我的理念，使得巴黎、伦敦等城市变成了肮脏、臭气冲天的城市。每个人把大小便、垃圾都往街上倒，因为我只要自己好就 是了，不管别人死活。这不是我们今天经常听到的话吗？──“东西是自己的才会做得好？”我们的国企改革不正是这个思维吗？但是，如果每一个人都只顾及自己 好，而把不要的垃圾都扔到街上，结果使得整个巴黎、伦敦、维也纳等城市臭气冲天。当时不论是经济结构，还是社会环境，都处于崩溃的边缘。所以《资本论》的 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我可以告诉各位，马克思心目中的原始的资本主义确实已经灭亡了。
可 是其后的资本主义就在《资本论》的冲击下逐渐社会主义化。以英国为例，英皇亨利二世创立的皇家法院编辑了过去的判例，形成了今天《普通法》系的基础（也叫 《海洋法》，或者《英美法》）。值得关注的是由于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英国大法院开始研究平等法案（国内翻译成衡平法）。普通法和平等法两个法案于 1873年和1875年在英国司法法案中合并，成为今天的普通法。普通法所追求的，是把一个社会的平等观念，加入到法案里面。什么叫做社会的平等观念？举 个例子，在英美两国的法院，真正做成判案决断的不是像我们中国这样的法官，而是陪审团。这个思维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中国所遵从的是“精英主义”的理 念。所谓“精英主义”就是你在年轻的时候，爸爸妈妈天天督促你读书，不然怎么考得上清华呢。你这次考了个97分，还不好，要好好努力，一定要考满分。把书 念好了，现在才能成为社会的精英。我们这一群人，包括我在内，都是“精英主义”下的可怜虫。我小的时候，父母就逼我念书，我的智慧又不是很高，我念得非常 辛苦。我当时就想，等我将来当爸爸以后，绝对不逼我孩子念书。结果我当了爸爸以后，不但逼我儿子念书，还要逼他学小提琴，学钢琴。（笑声）这就是“精英主 义”在作祟。在“精英主义”制度下，我们很难理解、也无法体会普通法的平等理念。
我 想问在座同学一句话，假设今天你要去法院打官司，有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哈佛大学的博士，你马上就放心了。如果别人告诉你，“这个法官是个农民”，你就担 心死了，“完了，完了，这官司别打了”。我们都是这么想的，因为我们都是“精英主义”下所培养的人群。但是英国司法法案所强调的就是“非精英主义”。整个 社会的公平标准，不是由社会精英所决定的，而是由普通老百姓所决定的。也就是说由社会大众组成陪审团。比如说像我这种有沃顿商学院博士的教授，都有可能被 认为是神经病，简称偏执狂，而被排除在陪审团之外。因为我这种人特别自以为是，所以是不能在普通法系里面判案的。各位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一向有个先入为 主的观念，念博士，就是这个目的，让你知道如何坚持自己的偏见叫博士。（笑声、掌声）
可是判案就不行了，普通法中的判案是不能让你有 偏见的，所以对方律师会问陪审团团员，“你们最近有没有看报纸了解案情啊？”你只要说看了报纸了解过案情，你可能就会被淘汰，因为你不客观因而不够资格当 陪审团团员。如果是博士呢？也可能要被淘汰。（笑声）陪审团就要找那些不看报，也不看书，每天浑浑噩噩，打打麻将的最好。（笑声）各位知道为什么吗？这就 是普通法系的伟大创建，因为像这样一个成天打麻将的人，他脑袋里所想的，他的价值判断标准，是从小到大这个社会给他的哺育，包括电视、收音机、邻居、朋 友、老师、同学所灌输他的想法。他这个简单的想法，是整个社会价值判断的浓缩，因此他会判案。各位知道吗？只有在普通法的国家，才能有好的股票市场，如果 不在普通法制之下，就没有一个好的股市。欧洲大陆是大陆法系国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股票市场是好的。比如说银广夏案件，这样一个明显的造假的案子，在我 们中国法院很难判刑，因为犯罪通常都是走在法条之前的，而我们中国又是一个大陆法系国家，必须依法判案，没有法条在前，就判不了案，这就是大陆法系的缺 点。可是普通法系就不一样，陪审团不需要懂法律，也不需要看法条。他们会这么想，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造假的话，我捶死他。（笑声）如果我的儿子成绩单不能 造假，那上市公司的成绩单为什么能造假呢？那么就有罪。（笑声）他根本就不需要法学知识，也不需要学习。他只要凭他的一个简单、普通的概念，就能够判别你 是否有罪。这样一种判刑方法，把全社会老百姓所认知的价值标准，当成一个社会的公平标准。这种创建是非常伟大的。什么是这个社会的公平呢？那就是老百姓认 为是公平的，那才是公平。而这种公平，取决于全社会所有百姓的一种公平的认知。陪审团所代表的就是一般老百姓的价值标准，这就是公平。各位请注意，这是在 马克思完成他的《资本论》八年之后形成的平等观念。
除 了利用法律追求一种新形式的平等之外，后续的法律依然受到马克思的冲击。马克思主义清楚地指出资本家跟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要发展必定要剥削劳动 剩余价值，所以《资本论》的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是对立的。我再请各位回忆一下美国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反托拉斯法》英文是 Anti-Trust。Anti是“反”的意思，什么叫Trust呢？对，清华同学的水平果然高。（笑声）那就是信托基金。《反托拉斯法》到最后就是反信 托基金。大家会不会觉得很奇怪？当你仔细回顾历史之后，你会发现历史是多么的有趣----因为美国大家族实际上是很多信托基金的持有者。因此， Anti-Trust，《反托拉斯法》实际上是反信托基金法，也就是反大家族法。大家族所代表的不仅仅是既得利益者的问题，而是一个资本家的理念。所以欧 美各国不但在法律层面上，例如普通法，来寻求一个马克思所追求的公平。同时拟定法律，化解资本家及劳动者之间的矛盾。而化解是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是说 从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个思维太重要了。因为从1844年开始到1867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既得利益者的资本家会利用一些伪观念来毒化劳动者，例如 推广基督教精神，要求劳工接受上帝的带领，接受上帝所给于的一切，包括接受这个社会的不公平等等。所以马克思提出，社会要进步就要打破妨碍社会进步的思 想，包括基督教思想，而这也是马克思唯物主义观念的由来。为了避免马克思主义的冲击，因此劳资冲突要从资本家开始化解，而不再由劳动者开始化解，这一切都 是受了马克思的冲击才有如此重大思维的转变。
我给各位举个例子，微软的比尔.盖茨──他也是每一位同学心中的伟大人物──在几年前提 出把所有的财富捐出来成立比尔.盖茨基金会。因为他认为他今天的成就除了个人的能力以外，整个社会的哺育具有更大的贡献，所以他取之于社会，就要还之于社 会。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个人现象，这是从《反托拉斯法》一直延续的一种新形式资本主义维持公平的精神。我们很意外的发现，美国政府的矛头针对的竟然是大家 族。但是它绝对不是采用所谓武斗的方式来解决（笑声），而是希望大家族颐养千年，退出美国的经济舞台。
各 位还要注意一件事情，美国跟英国是不一样的国家。美国移民都是愿意跟过去的文化、民族、亲戚、朋友一刀切断关系的极端个人主义的一群人。这样的个人主义带 给美国的影响是巨大的。这些人一旦成为资本家之后，所带给美国社会的就是动荡与不安。我这句话，可以从1929年的美国股市大崩盘得到印证。《美国证券交 易法》的第二章描述了和1720年的《泡沫法案》中一模一样的现象，就是官商勾结、操纵股价、内幕交易，把股价炒得老高，而导致了1929年美国股市大崩 盘。总市值由当时的890亿美金跌到了150亿美金，可以说是美国帝国主义的末路。但是各位请注意，延续了《反托拉斯法》，美国政府在这个阶段受到马克思 主义冲击的结果，深切的领会到了一个道理──“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定要以民为本”，更具体地说必须要藏富于民来化解劳资冲突。而藏富于民的结果，造就 了今天的美国。
我再以美国股票市场为例，解释如何透过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功能，达到藏富于民化解劳资冲突的效果。美国和加拿大都是 相同的普通法系国家，但是加拿大的上市公司当中89%以上都是家族控股。美国呢？它大部分的公司竟然是大众持股而不是家族控股。全世界除了美国英国之外， 都是家族控股。为什么美国是大众持股？这个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化的结果。当时是一个极其巨大的工程，从1890年到1934年的四十多年可以说是整个美 国法治化完成的时代。整个工程之浩大，目的性之强，以及效果之震撼，让每一个人动容。
如 何创建一个财富重新分配的股票市场呢？首先，美国政府放弃了1720年的策略（当时英国法国等政府束手无策，只有关闭股份制公司和银行），而采取了彻底化 解资本家与劳动者的矛盾，避开马克思主义的预言的伟大国策。美国政府除了通过《反托拉斯法》限制大家族之外，更进一步的是，是要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来化 解矛盾。怎么样才能让社会大众变得更富足呢？那就是从1932年开始推行了一系列的严加监管的法律，用严刑峻法来发挥股票市场的财富重分配的功能。当时提 出了股票市场的正确思维，所谓股票市场就是全社会集资，把资金交给最有能力的职业经理人经营。社会大众怎么知道他最有能力呢？职业经理人就必须披露正确信 息，这个时候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就非常重要了。政府必须确保职业经理人所披露信息是真实的，而且必须确保这个人有一种责任感，即信托责任。就是说你一旦成为 职业经理人，你就有责任要把工作做好，你要替股东创造财富。这就是美国严刑峻法下的信托责任，而且是不容挑战的。上市公司的职业经理人不敢不有信托责任。 如果这个职业经理人披露假消息，美国政府一定会以社会大众（或中小股民）利益为前提和职业经理人打官司，打到家破人亡、妻离子散为止。我这句话根本不是开 玩笑，你看一看安然的事件就理解了，最后安然倒闭了，五大会计师行的安达信业倒闭了，合伙人自杀了……
大家族在美国政府的运作之下， 以高市盈率抛售股票相继（而富裕的）退出上市公司的经营，美国的上市公司变成了大众持股公司。美国政府通过证监会严刑峻法的监管，确保职业经理人有信托责 任，确保他所披露的信息都是真的，如果有假，则严惩不贷。这就是为什么世界通讯会因为一个小事情而受到严惩。世界通讯犯的罪，就是更改一些会计科目，原先 是费用的科目改成投资，通过折旧来提列费用。这种事情，在我们国内来讲是小事一桩，没人在乎的。在美国是不能被允许的，因为你已经触犯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信息披露的真实性。就这个小事情，负责人被逮捕。美国电视的新闻每天晚上都会重复播放一个镜头：司法人员把世通负责人的手从背后用手铐铐住，连续几个 礼拜“游街示众”。美国政府要让所有的美国人，包括从婴儿开始到老头，清清楚楚地看到，这就是违反信托责任的下场。让每一个美国小孩子都知道，你将来成长 以后，你所要做事情就是对股东有信托责任，如果没有，游街示众就是你的下场，这个意义太重大了！就是因为美国政府这种 “以民为本”的策略，使得美国的股民，甚或社会大众对美国中央政府有极强的信心。他们知道，万一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挑战，美国政府会当仁不让站出来，用严刑 峻法的方式，保护弱势团体，保护中小股民，保护全国老百姓，因为以民为本的制度是不容挑战的，你只要做不到这一点，马克思的预言一定会成为现实。这就是马 克思主义的伟大。
美国每一个老百姓，通过保险金，退休金，将他一生的财富放在股票市场里。由于美国人口不断膨胀，所以美国的股市资金 的投入是不断的增加，股价长期总是往上走的。我们国内有很多荒谬的语言，说“股票市场是有风险的”，我告诉各位，那是错的，股票市场只有短期风险，不应该 有长期风险。因为股票市场所反映的就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这才叫股票市场。各位想想看，当大家族陆续退出股市之后，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都陆陆续续的上 市，成为大众持股公司，那么这象征着什么意义？这就是象征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实现！你们觉得好笑吗？因为你们不理解股票市场的本意。美国的大公司都上市了， 他们会真实地披露信息，做得不好的退市，做得好的就会继续留在股票市场，继续为股东创造财富。他的特点就是在美国的严刑峻法下不得不有的信托责任。股民可 以在股票市场上得到回报。如何得到回报呢？一家上市公司如果赚了一块钱，那就可以通过市盈率来放大财富。美国的市盈率一般是30倍，就是说，任何一家的上 市公司如果得到了一块钱的利润，那么股民就可以得到三十块钱的回报。换句话讲，美国的经济得到了一块钱盈利，那么就有三十块钱回报给全国的老百姓！因此， 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30年左右到 1980年的五十年间，它的年回报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银行利率，就是说，如果那一年银行的利率是百分之三的话，那一年的回报率就是百分之八点三加上三， 等于百分之十一点三。而1940年到1990年的五十年间，美国的股票市场以每年百分之七点六的回报率增长，再加上银行利率。只要美国的每一个公民把自己 的退休金、保险金放到美国的股票市场，那么三五十年退休之后，就老有所终、老有所养。所以恐怖分子不可能摧毁美国，股票市场的崩溃才是对美国的重大打击。 美国的股票市场承担着美国社会财富重分配的伟大功能。
大家可以幻想一下，如果美国的上市公司全部都是大众持股的公司，假设他的经理人 都是有信托责任的经理人，每一个人当了公司的经理人之后，他努力为自己的中小股民贡献自己的一生，他拿他应该得到的优厚的薪水和退休金，而美国的股民通过 他所赚的一块钱，放大三十倍而得到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丰硕果实，这个才是真正的藏富于民。
美国政府为了保证这种藏富于民的政策可以实 施，为了保证资本家和劳工者之间的关系不再紧张，以宪法而非一般的联邦法赋予证监会执法权力。按照法律规定，美国证监会为了保护中小股民，为了保护股票市 场，他可以发传票，它可以调查任何人和任何物，其执法权力是无限制的。任何人对其挑战，基本上都将被联邦法院所拒绝。各位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那是因为美国 的股票市场肩负着一个社会主义的功用──财富的重新分配。美国的宪法，即美国的根本大法赋予了美国证监会的严刑峻法的执法功能。你们看看！多么宏伟的计 划，这也就是为何美国公民愿意将自己一身的积蓄都有放在美国的股票市场，因为他们知道，只有通过美国的股票市场才能让他们的财富不断的成长，才能使他们老 有所终、老有所养。
1932年伯利和敏思(Berle和Means)两个教授合写了一本书，是写美国的股权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非常 有意义的结论，就是当时美国的上市公司基本上都是大众持股公司，但是却不断地有矛盾出现！他们发现，真正的矛盾来源是股东和职业经理人。这本书把资本家和 劳工之间的紧张关系转换为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把矛盾进行了转移。这个转移很重要，这是“公司治理”这一伟大课题的开始。资本家和劳工之间的 紧张关系通过反托拉斯法和财富重分配来得到了缓解和消除，而股东和职业经理人之间的紧张关系通过一系列的“公司治理”措施，最终也把它化解掉。这使得紧张 变成了祥和，成本变成财富。
我请同学们注意，有一个现象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美国政府在1950年透过各种方法提倡新自由主义学派 （以往经济学家包括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等人被称为古典自由主义学派）。而这个学派两位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分别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其中一个叫做弗里曼 （Friedman），另外一位叫做哈耶克 (Hayek)，他们两人都是芝加哥大学教授。他们提出了一个伟大的理念，就是只有自由竞争经济才是最好的，社会主义国家透过计划经济所达成的财富重分配 的制度是他们所反对的。这句话让我们回到了国富论亚当.斯密的时代！亚当.斯密不是也提出了同样的思维吗？但是请各位注意，1950年代和亚当.斯密的时 代是不一样的。美国政府从1890年开始，已经进行了法治化建设，自由经济已经完全处于法治化的约束之下，你不敢以大欺小，你不敢以强欺弱。这些法律不仅 规范了自己的行为，也规范了政府的行为。因此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包括政府的行为都是在一个法治化的游戏规则下进行。你必须有一个游戏规则，这样才能充分的 发挥你的创造力，创造你自己的财富。这个时候，你所创造的财富才不会像马克思主义时代一样，不会是掠夺别人的财富，掠夺劳工而得来的。因为你有法治化的社 会秩序。走到这里就是到了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典型期，对于这个典型期，我请各位同学看一下，这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而且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 冲击。我们国内很多改革派的学者没有看清楚这段历史的事实，盲目的引进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思维，由于我国没有像美国一样的法治化建设，因此才会重蹈国富论 之后类同欧洲一样大吃小强欺弱的覆辙。
我们跳开美国和英国两国，你再看看欧洲大陆，欧洲大陆已经没有资本主义了，欧洲大陆已经走向了 民主社会主义。今天同学们可能怀疑这个制度有效率吗？一个注重公平，一个以公平为基本原则的制度（包括美国和欧洲）是有效率的吗？我告诉各位同学，我不想 谈论它是不是有效率，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公平放弃了的话，马克思的预言就会成为真实。这不是我个人的理解，这是西方这么多伟大的经济学家和伟 大的政府政策制定人一致的结论。这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对他理解有多少，这种马克思主义化的资本主义，我们对它又了解多少？今天你翻开资本 主义的精神代表着作──比如讲：微观经济学，会发现效率改进的先决条件（帕累托改进）竟然是以公平为基础。什么是以公平为主呢？就是一部分人可以富起来， 但其它的人不能更贫穷。
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化的资本主义吗？这个思维不正是25年前邓小平所提出来的吗？但是各位请注意，邓小平只是讲 了一半，那就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讲话的场合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公平性是不允许任何人挑战的。所以，在每一个人不能变得更加贫 穷的情况之下，邓小平提出来我们可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结果得到全国老百姓的一致的支持。他这个理念不但符合马克思主义，同时也符合现代资本主义的精 神。这个伟大的思维，才应该主导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但是后续的改革却背离了邓小平的思想。
当然了，我也必须对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 学家表示一些肯定。肯定什么呢？当时国有企业确实没有效率，国家的包袱确实重，对于你们的父母那一代，能够吃一碗饺子就挺高兴，买一盒火柴，有一半以上可 以划得着就很高兴。当时我们改革开放的结果是使我们的民生改善，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变得比以前充足了！这些经济学家是有贡献的，而且当时全国的老百姓还是很 满意这种开放的形式。但是二十五年下来，我们走到什么地步呢？我这里有一个指标。我想各位同学都知道在经济学里有一个基尼系数吧！基尼系数是用来衡量所得 收入分配的指标，国际标准为0.4。一般超过0.4就是危机，而我们是0.5，可见目前的危机之大。从当时改革开放的接近于零，到现在的0.5。你觉得我 们的改革开放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吗？你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邓小平的理念吗？你们又觉得我们的改革开放符合现代的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的资本主义吗？你会发 现我们已经背离了这一切。
我绝对不能接受这种导致一部分人富起来而由其他人负担社会成本的虚伪改革。我在这里再次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并把我国在这二十几年来的改革开放一条一条列出来，做一个评论。
第一个，就是国企改革。我们回忆一句我今天讲的话──美国的职业经理人的信托责任是资本主义的精神之一。而我们的国企改革是怎么体现这一点的呢？就是把西资本主义一些表面的现象拿进来，把它掺和在自己的想法中胡乱进行改革。
举个例子，我想问问什么是国企改革？我现在终于弄懂了，原来就是我家今天很脏，请一个保姆来清理，清理干净之后呢？家就变成保姆的了──这就是国企改 革。我们发现中国国企的职业经理人是没有信托责任的。他做不好是什么理由呢？是因为体制不好，什么是体制不好呢？就是这是国家和民族的错，做得好呢？就把 国有资产归为已有。甚至，我们为了让他掠夺国家的资产，还提出一些荒谬的理论，例如冰棍理论──国企就是体制不好，就像冰棍一样会慢慢融化，与其让它全部 溶化光，还不如在它溶化之前全部送给这些没有信托责任的职业经理人算了。
各位同学们，我甚至不敢想象，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是 非判断标准都没有，国企老总可以这样不负责任。你们有没有想到，国企老总做的不好，反而可以将国企纳为己有，而那些做的好的国企老总呢？他们是不是就活该 做的好呢！我们这个社会为什么连最起码的判断都有没有了？我接到几千个的投诉，就有八个大字的感觉──“触目惊心、痛心疾首”。我举个例子，某地方的国 企，经营没有效率，因此进行了简单的民营化。这个民企老总买了国企之后，贱价买断职工工龄，把下岗的职工一下子全部的推向社会，由谁负担呢？由失去了国有 企业的政府和我们社会大众负担，他们拿着国有资产，赚取所有的利润；还有更过分的，把国有资产全部铲平，就地建高楼，赚的钱呢？全部归自己，这就是我说的 改革的利益归于自己，改革的社会成本由全社会来负担的现象。甚至我的学生，有一次到四川省某县，去谈一些合资项目。当地国企的老总和他说：“我给你讲，我 们把这些净资产通过一些会计操纵压低了价值，你呀，就假装出百分之二十的钱，我就把企业给你，还有呀，我们后山还有五千亩的土地，都是共产党的，我全部都 送给你，你给我一点钱好不好？”这就是没有信托责任的“我党干部”。
我们引进西方思潮，但是我们把西方的信托责任也引进来了吗？甚至 让我们觉得可笑的是，你拿了不属于自己的国有资产，还敢上台来大谈产权改革的经验。我们这个社会连一点就起码的判断标准都没有。看看我们的工人呢？为了工 厂辛苦打拼30年，到了最后工厂成了你厂长的了，而我下岗了。你说工人如何能够想得通？（掌声）这一种让全国的老百姓来负担社会改革成本，而让少部分得利 的国企改革，不但是我不能接受的，你们也不能接受，因为它严重的违背了邓小平的改革理念。（掌声）
再来谈谈我们的教育改革、医疗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掌声、笑声）
谈 谈我们的教育改革。（掌声、笑声）谈到教育改革的时候，我总是以清华大学为例。（笑声）我对政府官员和企业老总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说：“各位来宾，你们记 不记得，二十多年前你考上清华、北大的那个情景。你当然记得。你的父母含着眼泪把你送到火车站。他们买不起硬座车票，给你买一张硬座的站票，让你站到北京 上清华大学。你毕业了，功成名就之后，把你的父母接到大城市居住，而你就开始搞教育产业化的改革了，你断送了当初和你一样贫穷农村子弟唯一脱贫致富的机 会，因为学费提高的结果他们再也念不起大学了，你怎么忍心啊？”
什么叫教育改革？这是最为荒谬的一种改革。（笑）什么叫做荒谬？你们 知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能够考得上清华？因为你们的成绩好，你们是社会的精英，这就是一个供需不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教育本身就是一个供给和需 求不可能平衡的精英取向制度。但市场化就是通过价格机能，使得供需平衡。你怎么能够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里面呢？教育本身就是精英取向的供需不平衡的 制度，你把市场化的概念引入教育制度里面来干什么呢？要搞供需平衡吗！到最后你要花更高的学费才能进大学。你家有钱还无所谓。但是这么一来，我们在网站上 所看到的故事一一呈现在各位面前，那就是和你一样没有钱的贫穷家庭的子弟，再也念不起书了！无论你多么的优秀，你无法进入清华大学。
目前我们的改革到了什么地步？我们只要打着市场化的招牌，就可以无恶不作！（掌声）那么为什么美国的大学教育收费那么高，中国就不可以呢？美国就是可以， 而中国就是不可以！因为你没有配套措施。各位晓不晓得，美国大学的收费高是对的，那是对于有钱人。但当你的收入低于某一个水平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提供低 息，甚至免息的学生贷款，还有学校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奖学金！你知道吗？
这些同学可以大学四年毕业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赚钱还给美国 政府。我想请问各位同学，我们有这种制度吗？我们没有这种政府大规模的贷款制度来补贴穷人，如果你进行市场化，其结果是让很多的农村青年不是因为成绩不好 而念不起大学，而是因为没有钱而念不起大学。配套的制度和措施是教育改革的先决条件。我们没有这种配套措施，你怎么敢随便把市场化的概念放在教育改革里面 呢？这又是一个改革成本由全社会最为贫穷的人的来承担的荒谬改革。
我们再来看看医疗改革！（掌声）当一个急诊的病人送到医院去的时候，部分的医院第一句话不是“你哪里不舒服呀？”，而是“你有没有保证金呀？”（笑）如果你没有，你就在走廊里等死吧！
我们可能见怪不怪，可是我告诉你，在香港任何一家医院，病人看急诊是免费的。各位知道香港老百姓为什么愿意出这笔钱吗？因为这是对人性、对弱势群体最起 码的关怀。我们这里有吗？我还要告诉各位同学，你到美国看病是什么情况。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先给你治病。治完病之后再向你收钱，如果钱不够，可以分期付 款。这是对于弱者的关怀与情怀！可是我们今天有吗？当然我承认政府在这方面也在努力做好，例如我们第18次调低药品的费用。但是问题不在这里，在一个没有 法治化建设的国家里，在没有法治化的游戏规划之下，你控制不住收费的标准，尤其是控制不住民营医院的收费标准。
比如，你只有一个病， 他会说你有十个病，你本来只用开一个药，他给你开二十个药。虽然药价格下降了百分之五，但你原来只要吃一种药，现在却要吃二十种药。（笑）你便宜了吗？我 们全国一千五百个医院，上万个诊疗中心，其中大约有80%是被少数集团所控制的，各位知道吗？现在媒体在大量报道，这些医院随便给你一个病因，随便给你一 个医疗费，乱开药的现象层出不穷。最后你会发现，到时候我们老百姓连看病的机会都没有。我想请问各位，在进行医疗体制改革，进行市场化之前，我们有没有想 到全世界各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没有一个是成功的。我们回头看美国，克林顿总统是一个英明睿智的总统，他上任的第一天，就是聘任他的太太希拉里为美国医药改革 委员会主席，结果两年之后彻底的失败。（笑）欧洲也进行过医疗改革，亚洲各国也进行过医疗改革，结果都是失败，原因就是保险费用太高，政府无法负担。另外 一个导致医改失败的原因是信息不对称问题。举个例子，台湾搞过劳工保险，由政府出钱，劳工拿着保单就可以去医院看病。结果到最后，病人没有生病，却拿着保 单到医院，和医院合谋骗政府的医药费，然后一起分。（笑）最后因为刁民过多，（笑）而不得不取消劳保。
在美国，看病的保险不是每一个 美国人都有的。在美国相当多的穷人是没有保险的。保险需要一年几千美元。综观美国，欧洲，亚洲，几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医疗改革是成功的。既然医疗改革是这 么的艰难，医疗改革的问题这么的多，我们怎么敢这么轻意把市场化的概念强加在医改上呢！这种改革还不如不改，因为你太不了解国际大势了。你把市场化看得太 神圣了，最后我们发现，很多民营企业家打着医改市场化的招牌大赚利润，而成本却由社会上的病人来承担，这又是一个改革利益过于少数人，而改革成本由社会大 众承担的错误改革。
这就是我们的医疗改革。那么我们其它的改革呢？比如说股改。这个可能跟你们关系不大，因为你们都不是股民。你们同 学当中有股民吗？可能不好意思讲，是吗？（笑）你们最好不要炒股票。你不好意思讲的因为是因为你被套牢了。（笑，掌声）只要谈到改革都有问题。（笑）什么 叫做“股改”，我们到底清不清楚“股改”的概念。让我们回头看一下英国这个邪恶的帝国主义怎么做股改的！（笑，掌声）英国有很多的国营企业，所以在撒切尔 夫人时代进行了“股改”。但是股改有股改的原则。这种改革都是和国企改革相对应的。股改三部曲，第一部曲是在国有股权的结构不变的情况之下，聘请职业经理 人改革。第二部曲，也是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经营好的国有企业进行“股改”，而经营不好的国有企业不能进行“股改”。因为“股改”本身牵扯到英国中央政府 的背书。只要政府把坏的公司推出，股民赔了钱之后就会骂英国政府。中央政府怎么敢对老百姓言而失信，怎么敢在老百姓的心目之中失去了其信用形象呢？因此， 只有把好公司进行“股改”，希望老百姓可以赚钱。而现在我们的股改，是好好坏坏的公司全部进行“股改”！到最后的代价是我们的政府将信用一起赔了进去.
最 后我只问监管单位三句话，第一：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在股改前不大量收购流通股？你不敢保证。第二，你敢不敢保证上市公司不敢篡改选票，不敢贿赂选民？你 也不敢。我们已经知道的贿选事件，曾经在上海被大规模报道。第三，你敢不敢保证，推出法人股之后，上市公司不会制造假消息，在高位套现离场，坑害股民？最 后，监管单位什么都不能保证！而在什么都不能保证的情况之下进行“股改”，甚至把坏公司都一起进行“股改”，这就是对政府信用的破坏，也是对股民的再一次 掠夺！同时，我们的股改的目的是要进行全流通。“全流通”重要吗？你们看看美国的股票市场，美国政府的目的非常的清楚，就是为了全体百姓的利益。而我们的 股改，是为了全流通！（笑）目的都搞错了，进行“全流通”的改革，是让全体的股民一起跟着受罪，承担着改革的成本。这种股改能够成功吗？
第三步，也是让我很痛心的地方。所谓的股改是全流通，让政府退出股市。看看人家英国政府，股改后的公司，政府保有一股黄金股。在重大的决策，在涉及 “国计民生”的问题上，中央政府对于股改的公司有一票否决权！那是对全体股民的一个保障！那是表示在任何时候，英国中央政府都会为了股民的利益而打算，这 才是最根本的保障！而我们竟然要求政府完全退出股市。拿我们的股改和英国的“股改”比较一下。哪一个是为百姓打算，哪一个是真正社会主义的改革？（掌声）
“股改”失败之后怎么办？就算了吗？谁负责呢？在今天日益复杂的经济环境中，我们这种简单引用一些国外的先进概念而创造的政策，必须要检讨。
在这里，我想跟各位谈一下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掌声）当我们了解了这些历史故事之后，各位同学应该知道我的理念──不要再轻易引进国外流行的概念，因 为那不能解决问题。你要就事论事，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专家学者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按照目前这个随意引进西方表面现象的思维走下去，体制改革一定会 失败。你以为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就可以使一个政府变得更有效率、更廉洁吗？你又错了。我举个例子，香港和新加坡的政府是全世界最廉洁、最有效率的。香港在 1997年前，是既无民主监督又无舆论监督的地方。97年前的香港媒体，哪一个敢批评港英政府，香港政府政治部的官员立即抓人递解出境。在97 年之前，香港也没有民主选举。但是香港政府的高效率和廉洁是世界首屈一指的。新加坡也是一样，它既无民主监督，也无舆论监督，可是新加坡政府的效率与廉 洁，常常与香港政府比争第一。我们以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民主当然是有它的必要性，可是民主跟舆论不能使一个政府更好。再举个反例，亚洲已经引进了民主 制度和舆论监督的国家和地区，例如菲律宾、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民进党治下的台湾，哪一个政府不腐败。（笑声）因此我们发现，在亚洲，民主和舆论，无 法使政府变得更廉洁，无法使政府变得更有效率。如果中国再坚持现在肤浅的改革思维，我们的体制改革一定会像我们的国企改革、医改、教改一样失败。所以，我 希望今天在清华大学向各位亲爱的同学们，讲讲我的体制改革的理念。（热烈的掌声）
同学们思考一下，中国的各级政府有一个很奇怪的现 象。一方面贪污腐败，人神共愤，但是另外一方面，政府官员却忙碌不堪。早上七点多钟就去批公文，批到晚上十点还批不完。中国政府的公文，是全世界政府公文 最多的。（笑声）到最后都批成习惯性了，不批都不习惯了。（笑声）结果退休了，怎么办，没有公文批了，不习惯了，把老婆叫过来，你这个菜单拿过来我批一 下。（笑声、掌声）批什么，“原则可行”。（笑声）你们不觉得这两个现象是个奇怪的矛盾组合吗？如果是腐败的话，为什么不一起腐败？如果是忙碌的话，为什 么不一起忙碌？为什么会有两个极端的现象一起出现呢？
今天我要拿体制改革和各位同学做沟通，是希望同学以后谈问题、分析问题，不要简 单的、随便的引进一个概念，而是要针对问题来谈论问题。政府是干什么的？政府是提供公共财货的地方，包括法律、环境，土地等等。中国各级政府低效率和腐败 的原因是由于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导致。我给各位举个例子，以前彩电脱销的时代，售货员可以把彩电卖给你而不卖给他，这种小权利都能让他拿到十块钱的 贿赂。同样的，由于对公共财货的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才导致各级干部批给你而不批给他而产生的贪污的空间。同时，由于公共财货需求大于供给，所以想做事的官 员，为了满足这么庞大的需求，每天都要忙得不可开交。到最后，政府又贪污，又忙碌，唯一的原因，或者说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公共财货的供给不足。
就拿批土地来说，如果批土地由领导来批的话，需求是无限大的，每个人都想搞定领导，弄一块便宜的地，转卖，投机倒把。就是因为这种需求大于供给的情况 在，所以跟土地批复有关的领导就有贪污的空间。可是由于土地需求无限大，所以那些在土地部门想做事的官员，就忙得不可开交。我们就以批土地为例，和香港的 制度作个比较，我们会发现有一个根本上的不同。那就是香港批地完全是透明的流程化。每一个土地的批复、开发、拍卖，都要经过严格的拍卖程序，各级官员按照 行政流程办事并进行公开拍卖，由价高者得。由于香港整个批地的程序太透明、太流程化了，因此各级官员根本没有贪污的空间。而且由于价高者得，需求自然减 少，香港官员都可以在五点钟下班。而且由于完全流程化，甚至根本不可能有那么多的公文，也不需要层层请示领导。因为各级官员该做什么事情，流程里面规定的 清清楚楚。这就是香港、新加坡政府廉洁高效的原因所在。美国政府也是这样，只是美国政府的背后始终伴随着民主自由和舆论监督。所以我们总认为民主、自由等 等可以让政府廉洁和高效。可是拿亚洲国家为例，就会发现这不是根本原因。我当然不能否认民主监督以及舆论监督的功用。可是这两个功用，移到亚洲来就不适 用。各位请注意，如果思维再次错误的话，动用“大手术”，搞了个民主舆论等等的方式监督政府，到最后，我们就可能走向了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尼，而 不是走向美国。那时候是不是又来一次批评──政改失败。
我们今天太喜欢使用资本主义表面简单肤浅的现象进行改革，而不实事求是的深究 各种改革的本质问题，这才是改革的最大危机之所在。当然，还有很多改革都值得我们批评和关注，包括农业改革、房改，金融改革、银行改革，其共同特征就是改 革由少数既得利益者独享改革成果，而改革成本由全社会负担。这些改革今天就不讲了，也讲不完了。各位同学听得很辛苦吧，不过还好，没有一位同学离座去上厕 所。（笑声）谢谢各位。（热烈掌声）
订阅：
博文 (Atom)